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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fe™皂君庙环球财经评论® ~ 经济+金融+商业+科技 ~ 理性+建设性 ~ 新左派 ~ ©2004-2009Cufe™ Global Review of Finance ® ~ Economy + Finance + Business + IT ~ RATiONAL+CONSTRUCTiVE ~ NEW LEFT ~ ©2004-2009 June 30 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了什么错？ 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
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出了什么错？作者: 马戎 苏联联邦制的特色在于，各单元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并以民族命名。 新中国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居安思危”，民族分裂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 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分裂为十几个新国家。按照斯大林本人和前苏联历届领导人（直至戈尔巴乔夫）宣称的观点，苏联的民族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已出现了“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苏联的统一和民族融合不可逆转。 此后发生的系列事变，证明苏联的制度和民族关系，没有其宣称的那样美好。苏联党和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根据事后的材料，可提出以下几个命题： 1．苏联解体，主要推动力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这说明苏联的国家制度设计存在关键性的问题，无法承受国内重大政党纷争、政治风波和社会冲突。 2．联盟的解体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而世界上其他联邦制国家（美国、德国、瑞士等）没有出现类似危机，这说明问题在于联邦制的具体设计原则，而非联邦制本身。苏联联邦制的特色在于，各单元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并以民族命名，其他联邦国家则并非按此建立。 3．自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至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前，六十多年间联盟中央行政管理系统的权威未遇挑战。这说明尽管制度设计存在问题，但客观上存在一些强有力的纽带在发挥作用，把各加盟共和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避免了分离。这些纽带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丧失了作用。为什么苏联制度的关键问题延续数十年而未得解决？ 苏联为何建成联盟-联邦制 列宁早期曾明确反对联邦制，他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但这一主张，是在各族无产阶级和贫苦民众面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形势下提出，“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 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当时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巴什基尔、立陶宛等地都有强烈的自治甚至独立要求，在乌克兰、波兰、芬兰等地已经出现了地方政治权力机构。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后，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2月“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但是到了1918年4月，列宁的观点便有所转变，他在不同意西伯利亚“独立”的信函中指出“所谓西伯利亚独立只会正式给割取东部领土创造方便条件；独立的乌克兰、芬兰就是前车之鉴”。 列宁认为，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在现实中做不到，只能通过承认自决权，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愿原则组建一个大国家（联邦或国家联盟）。他希望在理论上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后，各国的无产阶级会回过头来支持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 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苏维埃政权在前沙皇俄国的领土上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1922年12月正式缔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时，各民族地区是以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还是以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取决于当时各地区的政治发展形势。 苏联完成这一过渡的最佳时机 列宁的意思非常明确，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完全统一（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共产党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 二战结束之后的1940年代后期，斯大林个人威望和苏联的国际地位处于鼎盛状态，是苏联修订宪法、使联盟-联邦制转型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最佳历史时机。假如那时他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把苏联转变为单一的共和国，最终完成各族的政治整合，后来当苏联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引发重大社会动荡时，在1991年的政治解体就有可能避免。 斯大林为什么没有终结这一过渡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对苏联联盟的凝聚力和制度的巩固太有信心了。 首先，斯大林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各地区已经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通过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长期培养和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领导者都是“受到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真正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干部”。其次，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的政治-人事纽带在全国各地积极有效地运行，而且联盟中央直接领导的秘密警察组织完全控制了所有共和国的政治变动。第三，各加盟共和国（以及蒙古）在苏共的领导下已经建设成各有分工合作的统一的经济体系。斯大林对此十分自豪。 有了这三重保险，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联盟-联邦体制将会坚如磐石。在二战胜利后他完全不担心苏联是否会解体，他那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峙的外交斗争方面，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继续保持联盟-联邦体制所可能得到的好处。 好处可能有两条：一是这样的体制使苏联除俄罗斯联邦外，还可以在联合国多有三张投票权（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这些“独立国家”甚至可能会在一定任期内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对苏联的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二是有助于推动那些新近解放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东欧国家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的精英及民众接受苏联政府的领导，如果二战后不久即把苏联改变为单一国家，取消各加盟共和国已有的独立法律地位，无疑会增加东欧各国社会精英集团的疑虑，担心在未来某个时刻也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显然不利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组建亲苏政权、发展东欧各国与苏联的正式结盟关系。后来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即是以苏联为主导的实质上的政治-军事联盟和经济合作组织。 除以上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改变了把联盟-联邦制看作是向单一国家“过渡”的基本观点，把它认作应长久坚持的基本制度，认为它是解决苏联民族问题、推动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佳形式。 言论钳制导致“反思禁区” 苏联时期曾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政治家、学者和军事将领，许多来自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其中有些人对各地的民族关系、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分裂危险是有所了解的，面对各族民众和社会精英中不断强化的“民族意识”，他们应当有所察觉并对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具有反思能力。为什么没人就这些问题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进言，没有在苏联学术界引发相关的讨论？ 1920年代设计苏联的体制框架、30年代实施的“民族识别”工作，都是在斯大林亲身参与下进行的，斯大林曾任职“人民委员会”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一直自认是马克思民族理论和苏联民族问题的权威，苏联的体制问题是由他“铁板钉钉”做了结论的，老年的斯大林潜意识里多少有些“两个凡是”的心态，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民族理论和苏联体制实际上成为“禁区”。如果有什么人公开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危险，实际上就是在质疑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性，这在经历过1930年代“大清洗”后的苏联政界和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学术界也总会有一些“捍卫经典”的人站出来“打棍子”，通过这样的政治表态来争取个人的升迁机会。这样的政治氛围、禁区划定和学界风气也就必然导致了苏联政界和学术界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的“集体失语”，即使个别人提及这一议题，也无法形成真正学术讨论的气候。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冷战”对峙中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直至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与新思维”后，许多传统意识形态“禁区”才开始被打破，但从他上台到苏联解体，只有短短不到5年，这时学者们和社会精英所关注的焦点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政治方面，民族问题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宣布俄罗斯独立和“苏联解体”，也只是叶利欣用来进行政治夺权斗争的手段。 维系前苏联统一局面的三个纽带 几十年来，有三个重要纽带把前苏联的各组成部分连接起来。而戈尔巴乔夫在对这三个要素的处理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第一个纽带是苏联各地区、各民族共同信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强调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颠覆活动，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掌握权力的各个国家必须联合和统一起来。通过在干部和民众中的思想教育、对各级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系统培养，使各族民众建立起了一个高于“本族”的更重要的核心认同意识，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对苏维埃政权、对斯大林的认同。虽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批评了斯大林，但是苏联各地整个政治氛围和政治导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个纽带是在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中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共产党组织。“在党的机构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集团，而是把某个地方的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列宁）。而作为惟一执政党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主要党和行政领导人的任命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从而保证了完全拥护联盟中央的官员在各地区掌握行政权力，避免地方行政首脑利用宪法赋予的分离权来从事分裂独立活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共产党的书记是这些地区的“第一把手”，而这些书记都是由克里姆林宫直接任命或撤职。由联盟中央直接领导的“契卡”和后来的“克格勃”组织对各地党政官员实施着有效的监督与核查，具有特殊的权力。 第三个纽带是“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州（边疆区）”体系的统一行政体制。在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的经济生产都是由中央政府的计划部门统一组织的，有着非常具体的分工和合作。各共和国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规划和管理本国经济活动的实际权力。 此外，苏联的军队是统一组建的，各加盟共和国并没有军队指挥权，外交、政府预算、税收、资源使用、法律制定等方面的权力都属于联盟管理的权限，所以这些“国家”在实际运行中是有名无实的，联盟政府是真正的权威体系，各加盟共和国等都只不过是苏联这架大机器上面的齿轮，联盟中央机构是控制齿轮转动的链条。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新思维”之前，苏联在实际运行中表现得如同一个政治实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两个牢固的意识形态和人事任命的纽带所维系和扩展出来的行政功能。 但是，苏联宪法中包括了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可以分离和独立的条款，正是这些条款使联盟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必要的法律纽带，使联盟各部分之间的法律联系变得非常脆弱，并为1990年代的联盟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新思维”后，首先质疑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走民主化的道路”，认为这是“改革及其实质”。在“公开性”的旗帜下开始对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所犯错误进行“清算”。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几十年来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为了推动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等口号，鼓励对苏联历史进行重新评价。结果波罗的海三国随即提出了1940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合法性问题，“并以此为突破口，提出当年这三个共和国加入苏联的合法性问题”。虽然戈尔巴乔夫仍然提倡“现实的社会主义”，但是第一个纽带在“改革”运动中已经变得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国家色彩的“民主运动”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进程中，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取消了宪法赋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此后成立的新政党普遍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运动造成了一些混乱，但大多数普通民众仍然表示出对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支持和维护。 在流产的“8·19”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随后，戈尔巴乔夫下令停止苏共活动，没收其财产。各共和国共产党也随之解散或自谋出路”（赵常庆）。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看到自己在当地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开始出现问题，本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就纷纷见风使舵把自己装扮成本族的“民族领袖”，以此获得自己继续掌权的合法性。当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高级共产党领导人纷纷脱党，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已经溃散而不再发挥作用时，第二个纽带也就随之被彻底斩断。 苏联的经济私有化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共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纽带被极大地削弱了，这也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联邦的分离主义思潮占据了上风。按大卫·科兹的说法，1990年12月，“叶利钦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联邦）议会发布了一项法案，决定俄罗斯只为中央政府1991年的预算提供不到十分之一的税收来源，这对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政权斗争的影响下，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机制开始垮台，各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打破”。 为了使自己这个俄罗斯总统之上不再有苏联总统这个更高一层的行政权威，叶利钦积极推动了苏联解体。而苏联宪法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活动和苏联的合法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各部分之间的行政联系被叶利钦等领导者通过“苏联解体”的行动所终止，第三个纽带最终断裂。 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必须承认，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制度设计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保留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列宁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指出联邦制只是迈向统一国家的“过渡”。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始终没有走出这个过渡阶段。 自苏联解体至今，又是16年过去了。在1991年3月举行的全苏公民投票中，除了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之外有1.47亿人参加了投票，尽管超过3/4的人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当时掌握政权的少数政治家们还是解散了这个超级大国。这进一步表明前苏联的民意表达机制及民意对政客的有效制约机制也存在问题。“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普京也认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新中国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制度设计上也有相似之处，虽然我国现在的民族关系基本稳定，“居安思危”，民族分裂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分析苏联近70年的发展经历和导致解体的因素，吸取苏联当年取得成功的经验与最终失败的教训，仍是我国应关注的课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8857
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
作者: 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写现代欧洲的形成和发展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人能像蒂利一样，同时运用因果逻辑、社会机制和宏观把握，把众多的现象有效地串联起来，作出逻辑严密的解释 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催生了（民族）国家，国家又发动战争。” 何谓民族国家 在当今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在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资源（如课堂教育和宣传），在本地区传统的宗教、语言和部族等基础上，来打造诸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或“德意志民族”等等观念。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观念称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如果打造得比较成功，居住在同一个国度中的民众就会觉得自己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有着统一的认同感。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民族国家。 虽然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绝大多数国家均是民族国家，但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却是一个在欧洲率先兴起的现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世界上并存着诸如帝国、城邦国家、封建国家甚至教会国家等等类型。为什么民族国家会在欧洲兴起？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国际政治在第二个千禧年里发生的变化。第二个千禧年伊始，欧洲强国多是那些占有广阔地域、商品经济不甚发达、但政治上比较专制的内地农业国家（如波兰）。第二个千禧年中期，那些经济发达、资本密集、政治自由而地域有限的城邦国家（如比利时、威尼斯及佛罗伦萨）成了欧洲政治的主导。17世纪以后，欧洲的城邦国家相续衰落，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如法国和英国）,或者说既有城市经济所带来的自由传统又有农业经济带来的专制传统的国家，成了欧洲的霸主。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革命后，民族国家迅速成为欧洲各国国家发展的普遍形态。为什么不同时期主导欧洲政治的国家会有如此的变化？为什么18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均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0)，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 蒂利的两个逻辑 蒂利认为，欧洲国家形态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个千禧年欧洲社会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这些战争形态与欧洲各国国家和城市力量之间的关系。蒂利的书中有两个关键的逻辑。第一个是战争形式和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蒂利把欧洲战争在第二个千禧年的发展划分为“骑士战争”、“雇佣军战争”、“常规军战争”和“民族战争”四个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不但在国家能力上有着飞快的提高，而且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每一个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变化。 第二个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发动战争需要向社会汲取资源。如果一个国家所控制的领域内有发达的城市（当时欧洲城市在政治上有着很强的独立性），统治者就不得不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从城市经济中汲取财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城市，国家就有可能运用强制性手段。这两个逻辑相互交错，就有了如下的论点。 骑士的数量决定国家的强弱 第二个千禧年伊始，我们今天称之为欧洲的地区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期”。各国的国力都很弱，没有财力维持常规军。当时的主要战争形态是所谓的“骑士战争”。加入战争的骑士与国王有着一种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骑士每年拿出一定时间为国王作战，国王则给予骑士一片领地和其他特权。在这一时期，拥有的骑士的数量，决定了国家的强弱。而骑士的数量则与国家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成正比。因此，幅员辽阔的国家往往会在战争中胜出，从而主导欧洲政治。 从雇佣军到常规军 14世纪以后，由于瑞士长矛兵的兴起及其他原因，骑士战争逐渐式微。当时的欧洲各国仍然没有能力维持一支可观的常规军，但同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却使许多国家变得富有起来。花钱请雇佣军作战，成为欧洲各国在15到17世纪之间的普遍的选择。这就迎来了欧洲战争的“雇佣军”时期。在这一时期，决定国家军事力量强弱的，不再是幅员和人口而是经济实力。那些富有的城邦国家于是就在国际战争中占据了优势。但新的问题又来了：雇佣军（许多是瑞士兵）不见得会为雇主卖命；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军饷和给养，很容易发生兵变。同时，欧洲不少国家在几百年的争战中，财政汲取能力和对国民的控制能力得到强化，许多国家因此而发展了常规军。“常规军战争”在17世纪成为欧洲战争的主要形态后，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逐渐在战争中获得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随着武器的发展，战争变得日益昂贵，小规模的城邦国家越来越无力支付。更重要的是，城邦国家既没有对国内百姓的专制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人口来建立规模可观的常规军。即便有了常规军，还得考虑如何使士兵勇敢地投入战争的问题。欧洲国家当然可以采取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所采取过的严厉的强制手段，并奖励那些勇敢的士兵。但是，当时欧洲的大国统治者并没有如此强大的专制能力，他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在不同程度上与贵族、僧侣和城市中产阶级讨价还价。 让士兵为自己的民族而战 这样，让士兵为自己的民族而战，就成了引导士兵勇敢作战的有效手段。民族主义于是应运而生。拥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法国农民，打起仗来异常勇敢，一个时期内所向披靡。各国争相效仿的结果，民族国家的发展就成了历史潮流。 附带的解释 蒂利在解释欧洲国家形态的发展和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还附带解释了近代欧洲社会的其他一些重要发展。比如，第二个千禧年中，国家与以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相互之间既依存又猜疑的发展关系，殖民地经济在欧洲战争中的重要性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北欧诸国在欧洲战争中的发展轨迹和动因。他的著作同时也在统一的框架下探讨了民主体制在欧洲兴起的动因（在自由城市力量和农业社会的专制力量的平衡中发展而成）、科层制在欧洲的起源（战争刺激了国家力量和效率的增长）等等许多问题。写现代欧洲的形成和发展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人能像蒂利一样，同时运用因果逻辑、社会机制和宏观把握，把众多的现象有效地串联起来，作出一个逻辑严密的解释。“强制”一书是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部杰作。 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强制”一书是西方历史社会学发展的产物。197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带着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有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安德森的《从古典到封建》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0年代中期以后，在继续承认经济生活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基础上，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比较著名的，有冯纳（Finer）的《欧洲的国家和民族建设：战争的作用》，以及麦克尼尔、迈克尔·曼、唐宁（Downing）、珥特曼(Ertman)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是相比于其他学者（特别是唐宁和珥特曼），蒂利的论点解释范围要大得多，分析方法也要灵活得多。与麦克尼尔、迈克尔·曼等人的工作一样，蒂利的著作处处显示了一个大学者的风范。 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分析视角日趋复杂。有人强调各文明间的互相影响，有人分析了人口及其构成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与“西方兴起”的关系，有人把西方社会的最终“兴起”归结于关键性技术的突破，有人甚至从不同社会女性的地位来找“西方兴起”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新探索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以蒂利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轻视了涂尔干和韦伯的核心观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蒂利的工作没有明显的弱点。以今天的眼光看，蒂利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韦伯主义者。与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所不同，蒂利在他的分析中不仅仅强调了经济（即被蒂利抽象化了的城市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强调了政治力量（国家）和军事力量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独立影响。但是，蒂利轻视了涂尔干，他的分析不能把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微观的社会情感加以很好地结合。 更为重要的是，蒂利在他的著作中完全忽略了韦伯式分析方法的一个核心，即注重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等文化层面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于这种忽视，蒂利不得不把他的解释范围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而忽略了“现代化”的其他方方面面，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政教分离和脱魅时代的到来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的来临。 基督教的影响 以基督教问题为例，基督教在欧洲的存在和变化，至少会给现代社会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以下重要影响，这些影响都被蒂利忽视了。 第一，欧洲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期”，事实上是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十分薄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控制／保障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长距离贸易。这时天主教教会势力及其所提供的天主教世界就成了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个整合力量，成了欧洲各国政治的协调者、领导者、甚至是保护者。这个天主教世界促进了有着不同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及相应长距离贸易的发展。 第二，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势力之间的平衡和冲突导致了欧洲国家力量的薄弱。这就为蒂利所说的政治独立的经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迫使欧洲各国与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型政治的发展最终加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有机渗透。这种低专制、高协调性的国家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三，在中世纪，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幽灵”。这不仅仅是说天主教在教义和组织形式上都大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组织传统，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单一上帝的追求，对于《圣经》文本真理性的探索，以及对于神秘魔术性宗教思潮的打击，天主教还保留和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从而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全面扩展铺平了道路。 第四，天主教不但全力捍卫一个充满嫉妒的上帝，认为《圣经》就是真理，而且捍卫他们对《圣经》解读的绝对权威性。这就给统一的天主教世界带来了脆弱性。路德在威腾堡教堂的门上仅仅贴了几张“小字报”，就给天主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分裂。其实，路德文中对天主教卖“赎罪券”做法的攻击，与明朝末年李贽对儒教的攻击相比，不知要温和多少。但是，儒教在中国代表的是道德而不是真理。当时中国的主流士大夫根本就没有兴趣与李贽进行一场“对错式”的论战，他们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科举上。以李贽为代表的明末异端思潮就在“不争论”背景下，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但是，基督教追求真理的动力，使得路德的几张“小字报”引出了一场“真理问题大讨论”和新教运动。其后果是天主教世界的分裂、长期延续的宗教战争和教会势力在欧洲政治中的逐渐边缘化。宗教分裂为欧洲群雄逐鹿提供了动力，而教会势力的边缘化则给民族国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第五，宗教战争在欧洲兴起以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与之并不相干。天主教世界产生分裂后，不同信仰的百姓带着很大的激情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投入了战斗。这种反复的战争冲突，不断加强不同信仰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排他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了准备。 任何伟大著作都带着时代和作者眼光的局限，蒂利的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今天读蒂利的著作，要学习的是蒂利的治学态度和大家风范，学习他在一定问题意识下运用和有机组合各种社会机制的能力，学习他在有限的学术框架下把观点演绎到极致的功夫。
June 20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及解困之道
蒋荣昌
从已经出台的产业振兴计划和四万亿投资来看，我们的思路似乎仍未摆脱以政府的手来代替市场分配资源、决断成败的计划经济色彩。这在短期来看，或许有助于避免经济硬着陆所带来的社会振荡。但从中、长期的观点来看，这些振兴计划却可能包含了巨大的风险：政府以公共资源的投放来决定企业成败，而不是让市场来作出决定，可能会在浪费巨大资源的同时，让不具备真实竞争能力的企业发展壮大，从而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埋下隐患。 中国经济在此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情势下暴露了以往由高速的外需增长掩盖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如果不下决心展开一次78年那样的改革，我们将很难走出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泥潭。 那么，中国经济的核心困结在哪里？简言之，这一核心困结就是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和需求的结构性不足。而这个核心困结本身又是由几个相互连带的问题纠结而成。 1、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和工厂带来了产能的急剧扩张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而促成产能扩张的农民工却不是其工作所在地的市民消费者。这就使中国的城市和工厂在结构上成为生产一定会大于消费的城市和工厂。 2、市民社保体系因投入不足和欠帐太多不能为城市居民构筑起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使居民不得不以高额的家庭储蓄来替代社会保障，从而抑制了消费和投资需求，阻断了居民收入向消费和投资正常流动的通路。但与此同时存在的农民社保,则是以古代赈灾社保的思路设计的社保，这种社保体制占用了多达二十几亿亩农地(最保守的市场估值也会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却几乎没有为农民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保障。 上述城乡二元的社保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在社保体系内部有效投入不足和无效投入巨大并存的局面，为中国的社保体系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如下问题：在浪费了大量社保资源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国民却没有享有现代社保所带来的安全感，因而也没有充分释放自身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前提条件。 3、1和2已足以使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陷于产能结构性过剩和需求结构性不足的陷阱。这种经济结构必然严重依赖不平衡的顺差外贸，并不得不把这种不平衡的对外贸易依赖为维持不平衡的国内经济结构持续运转的外部条件。 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道，创造了持续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在这一奇迹的背后，是城乡二元的制度设计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烙印下的与生俱来的空心化特征——我们的城市挤满了没有城市居所和市民待遇的“农民”，工厂和普通服务业大量使用并非职业从业者的“农民工”。这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先天不足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它没有在制度设计上为农民的市民化提供通路，也没有为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量人力资源设计职业化的前途，更没有为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必需的前提条件。
我们的城市一直在扩大，但是，至少有一半的人口不是市民，我们的工厂很庞大，但是，大部分从业人员不是职业工人，普通服务业（餐饮、休闲、社区和家庭服务）也有巨大的规模，但是绝大部分从业者是“暂时”在这里呆下来的外乡人…….。 与农村的空心化和农业的空心化进程同时出现的，正是这种空心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村和农业的显性空心化是与城市和工业（广义的工业）隐性的空心化相互匹配的。农村的青壮年是城市化、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而留守老人和儿童却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能够相互融洽的农民工无力随身携带的家属。 我们已经看到，空心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总是意味着庞大的生产能力和相对弱小的消费需求。因为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工不是市民，没有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消费者（衣、食、住、行）来表达自身消费需求的若干基础条件——他们“生活在别处”。这种体制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在结构上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 道理很简单，“农民工”大量进城是到城里来作为形形色色的“工”发挥作用，是中国城市和工业的生产者，却不同时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全身心地生产，却不能像生产时那样全身心地消费。 这种空心的、没有大规模的市民化人口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和没有大规模职业化人力资源作为基础的工业化，带来的结果不外是： １. 在结构上的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 ２. 产业和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低端、粗放、原材料使用量巨大、环境成本巨大、生产规模巨大是这种没有职业化劳动力资源和职业化取向的工业化挥之不去的基本特征。 ３. 外需依赖和以长时期大规模顺差来确立的对外贸易结构，成为平衡和掩盖国内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的必要条件。 ４. 由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国内经济结构决定的不得不追求贸易盈余的对外贸易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这必然导致国际经济、经融体系堆积系统性风险（本次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失衡所累积的系统风险集中释放的一个结果）。
许多学者和经济评论者谈到了中国的内需不振与社会保障不健全之间的关系，呼吁中国政府以更多的社保投入来从根本上刺激内需。 这种谈论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但这种泛泛的谈论有可能掩盖了关键的问题。 这些关键问题是： １、社会保障的现状并非是社保体系在单纯的投入不足和资源匮乏意义上资金缺口巨大。无效投入巨大和有效投入不足并存才是存在于当前社保体系内部的根本矛盾。 ２、财政收入难以弥补现有社保体系的资金缺口，社保转续和资费负担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又导致大量国民丢失社保或长期游离于基本的社会保障之外_______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是哪些人有社保，哪些人没有社保，哪些人丢掉了社保，现有财政收入水平可以负担多少人的社保……这样一些问题。 这一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基本社保作为政府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应不应该惠及每个国民？以及在由政府担保的自助、互助保障系统内国民怎样以其自身的财务贡献来确立差别待遇？ 3、在具体的社保项目、待遇和实施办法尚在酝酿，社保基金的资费收入和财政补贴应付现有支出也有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是坐等财政收入提高和更多的参保人带来充足资费后，才在遥远的将来把每个人揽进社保的怀抱，还是现在就宣布由国家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鼓励每个人为了更高的保障水平充实自己的个人帐户？ 把农用地作为农民社保资源，是基于古代赈灾思路的一种社保设计，这种制度设计造成了事实上的公共社保资源的巨量浪费。现代社保的最大功能是为全体国民提供与其生活方式相表里的安全感。大部分国民的大部分日常生活都与社保的具体救助行为无关，社保的具体救助行为在每个时空断面都只会与少数人和少数生活处境相关联。但不与社保的具体救助行为关联的绝大部分国民的绝大部分日常生活才是社保体系发挥正面作用和实质影响力的真正重点。一国社保体系的作用与一国军队的作用类似。后者的最大功用不是战场杀敌,而是在没有战事的大部分时间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和平与安宁。 有关农民社保的制度设计，显然是误会了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农用地被假设为农民在没有别的工作和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农民可以依赖的最后保障。这实际上意味着土地只能是农民在非常状态下可以依赖的保障，而不是他在日常状态下可以依赖的保障。这是在古代赈灾体制下给没有出路的农民一碗饭吃的思路，与现代社保体制的设计思想南辕北辙。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社保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农地作为生产要素和作为社保资源的双重浪费。农民显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日常生活状态保持在仅能维持温饱的水平——这是目前的耕地经营规模下坚守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唯一结果。外出打工或创业几乎是农民提高自身收入水平或致富的不二选择。 对于必须外出打工或创业的农民来说,土地从未为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安全保障。对于进城打工或创业的农民来说,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农用地和作为社保资源的农用地置于双重撂荒的境地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而这是不能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和不能随身携带的社会保障的宿命。 在内需和社保的关系上，我们看到最多的谈论是，一个健全的社保体系是充分释放内需的前提，社会保障欠缺的主要问题是投入不足，因此，社保投入不足，是内需不足的主因。其实，社保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投入社保的公共资源浪费巨大才是社会保障不健全的主因。而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不仅是社保不健全的主因，和不健全的社保间接抑制居民消费需求的原因，也是导致大量城乡消费和投资需求被囚禁的直接原因。 从社会保障的制度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农用地（宅基地、耕地、农村基础设施用地）被当作农民的社保资源与农民的身份联结在一起，是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以数十亿亩农用地的资产价值来衡量，可以确定，我们在农民社保上实际投入的公共资源，已远远超过社会保障极为完善的西方发达诸国在国民社保上面的投入。而农民在农用地充当社保的社会保障体制下面所得到的真实保障利益却微乎其微。而且这种微薄的保障利益在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基于经济选择离土打工的情况下，已形同虚设。 因此，把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健全归结为投入不足，欠账太多等论点实际上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农村或农民社保不健全的根本症结在于以农地资源作为农民社保资源是一种无效投入，这种无效投入的必然结果就是被视为农民的这部分国民的人生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以二万元一亩的平均价格来计算，数十亿亩农用地的资产价值可能会达到或超过五十万亿元人民币之巨。这就意味着，以农地作为农民社保资源的制度安排浪费的公共资源的资产价值是我国现有社保基金资本金的（５０００亿元人民币）的１００倍。 与农地社保浪费巨量资源的问题互为因果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二点三亿农民工或接近这一数字的农民工家庭在工作所在地落地生根，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或城市消费者的道路，已在无形中被这种农地社保的制度安排所阻断。 现在正在推广的家电下乡、摩托车、汽车下乡的补贴，试图打开农村和农民的市场，想法没有错，但是方向错了。在家电下乡运动之前，农民早已自发地进行了小洋楼下乡，别墅下乡的建设运动（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大对农民自建房的支持，也是在鼓励农民很多年前自发形成的趋势）。产能过剩、内需不振是数亿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互脱离的必然结果。农民工总是“生活在别处”。在城市他不是一个完整的消费者，他没有市民待遇，他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只能以某种最简约的方式来处理。而在农村老家，他也是一个客居者，即使身有豪宅，那也不是他的日常居所。
本次金融危机与以往不同的一个关键点是，这是国际贸易长期失衡，欧美各国过度消费和中、日等国“过度生产”这一相辅相成的模式不可持续所导致的危机。 这就意味着，即使我们挺过了这场危机的最艰难时刻，外需也不会在原来的水平上像前几年那样快速增长。更大的可能是外需将会萎缩到原有水平下方，并长期在这种水平上徘徊。在这种情况下，要像前几年那样以外需的高速增长作为原动力来推动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已不再具有可行性。反过来，如果我们仍然像97、98年那样，基于外需在危机过后仍然会高速增长的判断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替代外需的暂时性放缓，并试图以更好的基础设施来迎接更大规模的外需增长——这种试图一石二鸟的想法在内外环境已发生了巨变的形势下可能会面临两头落空的结局。 一方面，国内的基础设施已今非昔比，基础设施的边际投资收益会大大下降，如果外需增长放缓或停滞成为长期趋势，这种投资的效益就更可存疑。另一方面，没有强劲内需支撑的投资和出口，在目前形势下已很难持续。如果中国的内需上来了，在内外需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外需将会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反过来，如果内需不振，我们仍然试图像过去那样以单方面积累贸易顺差的对外贸易格局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则显然不是已在此次危机中认清高负债的高消费必陷危局的各主要贸易伙伴愿意接受的结果。 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在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投资、消费、出口之中，国内消费已站到最核心的位置上面。在本轮危机没有爆发之前，中国对欧美有巨额贸易顺差，并以持有外汇储备贷款给美、欧等来维持外需增长的局面。但是，以中国（日本、沙特等）持有美国国债来支撑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方式，只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维持不平衡的国际贸易体制。本轮危机就是这种危险的平衡终于崩溃的一个结果。 在这种恐怖平衡得以维持的若干年间，外需是带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环节。而国内城乡二元体制下产能的结构性过剩，与上述国际贸易体制的结构性失衡正好是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一对矛盾。如果长期失衡的国际贸易不可持续，缺少足够内需支撑，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内经济结构就不可持续。因此，审时度势，回过头来认真打量和重新清理中国经济各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把内需放到推动出口和投资的中心环节（而不是像多年以来那样按照惯性把出口当成中心环节），是借危机之机调整中国经济结构，重拾高速增长之路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从建立健全全民社保体系来释放内需的角度，在国家财政收入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应该解放思想，着眼于体制创新，以非财政资源来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的社会保障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充沛的非财政资源可以使用： １、各级国资委下辖的国有企业可在不改变其所有制的前提下，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以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资本金。在大部分国有股权划归社保基金的情况下，社保基金资本金至少可以扩充到二十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社保基金以每年的分红所得就可以较好地应对社会保障的各项需求，并以不带来任何社会动荡的方式为全民构建起一张基本可靠的安全网。这张安全网的细节或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仔细斟酌，逐步完善。迅速建立覆盖全民的这样一张安全网，让全国人民放心消费，则是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拖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不涉及所有制，甚至也不涉及所有权人，而只是变换了所有权人代表机构的改革，不仅可以在第一时间建立覆盖全民的基础社保体系，也是优化国企治理结构，让国企担负起向全民和国家分红义务的一次改革。 ２、从前提处下手打破城乡社保体系的二元结构，让长期撂荒的“农民社保资源”转化为国民社保资源。 如上所述，农民以农用地使用权的形式持有的农用地用益权是按照古代赈灾社保的思路设计的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保障形式。 这也是一种与农民提高收入、追求富裕的愿望在根本上冲突的社会保障形式。农民在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格局下面，不可能靠种地获得像样的收入，更不必说种地致富。外出打工或创业是农民不得已的选择。这就意味着，一当他们选择了提高收入、追求富裕的梦想，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社保，而如果他们选择呆在这份社保待遇里面，就一定不会有经济前途。这的确是农民的两难身份困境。 由于某块农地总是某个农民的社保资源，农地也陷入了下述身份困境之中。作为社保资源，农用地一定是具名的；作为生产要素，它又一定不能是具名的——因为具名与自由流动以及在自由流动之中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之间，显然存在不可调合的矛盾。因此，农地的身份困境让我们看到了农用地的双重撂荒：作为生产要素撂荒（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所谓耕地撂荒）和作为社保资源撂荒（具体表现形式是农民工祼身进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如果不能在解除农民与农用地人身依附关系的前提下来流转土地，农用地就不能脱离上述身份困境，从而也不能在经济意义上实现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如果把农用地首次流转的目标确立在实现农民社保与国民社保对位置换的位置上，我们将会看到下列结果： １、作为农民社保资源长期闲置的二十四亿亩农地将会为农民社保的国民化和充实国民社保基金的资本金提供充沛的资源。按每亩农地使用权拍卖二万元人民币计，国民社保基金也会收入超过五十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农用地作为农民社保在制度设计上所形成的巨大浪费将可以转化成为高效的国民社保资源。 ２、在农用地由不能有效担负起现代社保功能的农民社保资源转化为可以高效地发挥现代社保作用的国民社保资本金，农民工成为随身携带社保的市民和自由职业者同时，农村和农业也会得到远远超过五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中国农业将由此结束整体亏损的历史。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必将对中国的就业和投资产生深远影响（在美国，围绕农业展开的农业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美国的大农业提供了占全国百分之八点五的有效就业岗位。今日的中国农业所提供的具有经济意义的有效就业岗位，可能远未达到总岗位的百分之八点五）。 ３、在农民工将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换取打折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并将耕地交还当地国土部门，换取社保基本帐户后，农民工可以在所在打工城市以自己向城市贡献的建设用地指标换取安居房、可自由转移的社保基本帐户和其它市民待遇。这样，农村的基本农田会因为宅基地的大量复耕、乡村道路的复耕和小块地界的复耕而出现正增长。城市土地供应的瓶颈问题则会因为农民工市民所贡献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而得到解决。 ４、我们将一举解决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显性空心化和困扰城市发展的隐性空心化问题。农村和农业的巨大投资和现代农业在广大农村生根开花，所带来的变化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态和土壤的恢复将会因为人口载荷的减少取得长足进展，长期困扰国民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城市将会迎来有能力和意愿表达自身生活需要的市民。这些新市民原来就在这里，不同的是，在他们没有得到市民权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之前，他们在这儿工作，却不能在这儿找到并且把握住自己想要的生活。新的制度设计让这些新市民终于能够用他们自己手里的资源（农用地使用权）来满足自己长期压抑的需要（对市民待遇及其生活方式的追求）。 如果每年以这种方式将现有农民工总量的１０％转化为市民，以城市为这部分市民供应户均价值１０万元的安居房，新市民户均花费５万元装修并购置家居用品的方式概算，由此增加的国民消费将会以每年增加３４５００亿元的方式释放出来；如果新市民的新生活方式带来的消费增量以户均３万元计，２３００万个新市民家庭的新增消费总量，将会达到６９００亿元。两项合计可达４１４００亿元。 这些新市民的到来将会为所在城市提供此前从未有过的充沛得多的工作岗位。同时，与这些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相匹配的对新农村和现代农业的投资也会超过五万亿（以每年向现代农业投放二亿亩耕地计算）。两项合计每年对ＧＤＰ的贡献将可达到约十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在未来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以强大内需来推动投资，推动进出口更平衡、总量更大的国际贸易，均可由此奠定坚固的基石。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蒋荣昌<三农问题的核心困结及其解决之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4期。 蒋荣昌<以新的制度设计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困结>,西南民族大学学 June 19 中央财经大学60年校庆之杰出校友名单
中财是财经院校里唯一一所副部长级别以上兼校长的 国家领导兼中财校长的如下： 李予昂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1950.2-1952.6 王绍鳌 财政部副部长 1952.12-1955.8 胡立教 财政部副部长 1955.8-1956. 贝仲选 财政部部长助理 1960.9-1961.4 戎子和 财政部代部长 1978.11-1985.11
1.中央国家机关
田纪云 原国务院副总理（干校） 2.人行系统
戴相龙 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3.全国性商业和政策性银行系统
总行 吴北英 中信银行总行副行长 各地分行 杜 炜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行长
4.地方政府
章锐夫 湖南省政协 副主席
5.企业学校及其他
金建栋 国泰证券首任总裁 June 12 蝌蚪文是不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三星堆玉石文字考作者: 钟鸣 2009-06-10 17:27:08 来源:南方周末
民间收藏的玉石铭文拓片（文字未破译）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尺寸：12×9.5厘米
蝌蚪文龙玺 尺寸：通高121厘米 现藏于民间 彝文 直译：鹰眼守家 意译：鹰眼守护疆域 彝族学者阿余铁日2009年4月15日所破译的印文 神龟负洛书玉雕尺寸：通高50厘米 现藏于民间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去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 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June 11 向松祚：谁解释了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从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到“经济金融体系阴阳循环理论”谁解释了金融危机和大萧条？ ---从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到“经济金融体系阴阳循环理论” 向松祚 一、《美国货币史》的伟大贡献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是货币理论实证研究之巅峰杰作，是货币主义学派之核心文献，是弗里德曼诺贝尔奖之主要成就。该书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首次出版发行，成为学术界一件大事。自问世之日起，《美国货币史》旋即成为所有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者之必读经典，亦是货币经济学领域引用率最高之学术著作。10年后的1973年，时任《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的著名经济学者罗伯特．戈顿隆重其事，邀请美国最顶级货币理论大师（包括托宾、宾纳、梅泽、帕庭金、戴维逊以及弗里德曼本人）辩论《美国货币史》背后的理论逻辑结构。戈顿将各位大师的辩论结集成书，名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架构—弗里德曼与批评者的论战》。戈顿之前言如此评述《美国货币史》：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乃是货币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们以详尽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在1867—1960年之漫长历史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之变动与国民收入之间，始终存在内在一致的逻辑联系。《美国货币史》给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明确解释：1929—1933年之间，货币供应量下降幅度高达三分之一，乃是大萧条如此严酷和如此漫长的主要原因。过去15年以来，学术界之所以重新燃起对货币经济学的浓厚兴趣，《美国货币史》是最重要的刺激和推动力量。”[1] 《美国货币史》主要贡献有三：其一、发现货币供应量和总体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二、解释1930年代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其三、成功发动对“凯恩斯革命”之“反革命”，重新确立货币理论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第一项贡献，《美国货币史》第十三章之《总结》说得非常明确[2]：“考察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之货币历史，目的就是要从各种看似互不相关的或偶然的事件里，发现共同规律。与此同时，我们还获得足够信心，深信我们发现的共同规律，对于其他尚待考察的历史事实和未来将要发生的现象，照样适用。通过详尽考察和分析近一个世纪的美国货币史，我们有如下四项发现：第一、货币供应量之变动过程与总体经济活动、货币收入和物价水平之变动，紧密相关；第二、货币变量与总体经济活动之关系高度稳定；第三、货币变量之波动往往具有独立之起源，并非总体经济活动之变化的被动反映。第四、关于货币 ，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真正重要的关系往往与吸引人们眼球的表象恰好相反。我们可以预见：上述三个共同规律，将适用于未来的货币历史发展，正如它们适用于过去漫长的历史经验一样。此外，对于第四项发现，我们还不能说是非常明确的一般结论，我们期待未来的历史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实例来支持这项发现，正如过去历史已经提供了大量实例一样。”前述戈顿主编的《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架构》，旨在从数理模型角度厘清《美国货币史》的分析逻辑。 第二项贡献的影响力或知名度，比第一项还要大得多。《美国货币史》第七章“大萧条（1929—1933）”，篇幅长达120页，占全书七分之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曾经将此章独立出版，可见学界对此章之高度重视。弗里德曼解释大萧条的“货币供应量视角”尽管没有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却是最负盛名之解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当代研究大萧条的大名家。伯氏1983年发表成名作《金融危机之非货币效果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正是基于对《美国货币史》的深入解读，以及对事实的重新考量。伯氏认为：“对于1930年代金融部门和总体经济之关系，货币供应量视角并非完整解释。货币视角的第一个困难是：它没有货币效应如何影响真实经济的理论，能够解释30年代货币非中性为何持续如此之久。货币视角的第二个困难是：1930年代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数量上不足以解释总产出的持续下降。[3]”伯氏主要的理论贡献正是源于他对弗里德曼“货币供应量视角”的修正、创新和完善。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解释大萧条的关键变量是“货币供应量的崩溃”（monetary collapse），矛头直指美联储。二位大师引用大量事实，证明货币供应量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内部的权力斗争，间接原因则是美联储官员对当时美国经济和货币困境缺乏正确认识。当然，弗里德曼对当时美国经济学界的无能和无知也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读者可以参看“大萧条”一章第七节之精彩论述。 对于第三项贡献，弗里德曼本人非常看重。他和夫人罗斯联袂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多次提到《美国货币史》，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己成就的深深自豪感。弗里德曼说：“我和施瓦茨合作出版的三卷货币史著作里，最出名的是《美国货币史》。我已经说过，该书对凯恩斯学派与货币主义学派之间的辩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该书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解释，还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政府的认识，激发人们重新考察政府对于整体经济活动，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指导作用。” 二、《美国货币史》解释了大萧条吗？ 《美国货币史》就像一个灵感之源和智慧引爆器，激发一代又一代经济学者去重新考察“大萧条”。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对大萧条的研究，主要方向就是对弗里德曼“货币供应量视角”之前后左右的深度扩展。对“货币供应量视角”前后左右的全面扩展，差不多涵盖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全部成就。 向前扩展所探索的问题是：为什么货币供应量会急剧下降？弗里德曼的答案是美联储失职及及其所导致的银行体系危机，大规模银行倒闭破产急剧降低公众之银行存款—现金比率（公众大量提取银行存款或银行挤兑），以及银行体系之存款—储备比例（银行为安全考虑，大幅度减少贷款，增加储备）。后来研究者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球数十个国家，比较一致的答案是金本位制之规则束缚住各国之手脚，他们无法自由扩张货币供应量。 向后扩展所探索的问题是：为什么货币供应量之下降会导致真实经济产出的长期衰退和萧条？依照经济学故老相传的一个基本假设---货币中性假设，名义变量之变化，不会改变真实经济变量。譬如名义货币供应量之变化，必然导致价格水平之相应（等比例）变化，真实经济产出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美国货币史》详尽阐释了大萧条期间，名义货币供应量之变动趋势，却没有解释为什么货币供应量之急剧下降，会导致真实经济产出史无前例之坠落（美国产出下滑接近50%，失业率高达25%）。也就是说，弗里德曼并没有提出一个“货币传导机制理论”，以阐释货币市场之波动，如何左右资产市场和真实经济活动。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早在1930年，经济学大天才费雪（Irving Fisher）就指出“债务—通货收缩机制”，乃是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根本渠道。可惜的是，高度推崇费雪的弗里德曼（他发扬光大的货币数量论和永久收入假说，皆源自费雪之原创），却没有在《美国货币史》里仔细讨论费雪的思想，要等到伯南克和他的合作者重新点燃费雪的奇思妙想，我们对金融危机的内在机理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关于“债务—通货收缩机制”，下面还要谈到。 向左扩展所探索的问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量视角”是否具有普适性？大萧条不仅仅是美国的大萧条，而是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其他经历大萧条的国家是否都出现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下降？办法自然是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各国，伯南克称为“国际比较研究方法”，结果肯定了“货币供应量视角”具有普适性。 向右扩展所探索的问题是：经济体系里还有哪些渠道或机制，加剧了“货币供应量急剧下降”对真实经济之影响？对于此方面之扩展，诸如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合约经济分析或交易费用经济学，居功至伟。借助这些学问所启发的深刻思维，我们对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银行信用、资产价格之本质，对金融危机或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之根源，就有了比较清晰之认识。 三、弗里德曼、费雪和凯恩斯 易言之，《美国货币史》出版以来，经济学者对大萧条之研究，主要取得三个方面的重要成就： 其一、发现货币供应量内生增加或传导的国际机制。《美国货币史》局限于美国，没有深入考察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安排（金本位制及其汇率体系）对货币供应量之影响。终其一生，弗里德曼的整个货币理论分析架构都是基于一个封闭经济模型，蒙代尔很早就指出这一点。众多研究者（譬如金德尔伯格、戴明、伊成格林、萨克斯、伯南克和戈特勒，等等）详尽考察了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两战”期间的国际金本位制）影响国内货币供应量之内在机制，以及货币冲击的国际传导机制。尽管采纳开放经济分析架构没有根本改变弗里德曼的经典结论：“货币力量是导致全球大萧条的主要原因”，然而，透彻阐释国际货币供应量之内生和传导机制，阐释国际货币体系之制度安排如何制约或左右国内货币供应量之波动，却是经济学的重大进展，对当代各国货币政策具有异常深远之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最近人们开始认识到，浮动汇率体系乃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扩张的一个内生机制。所有这些重要的经济学进展，证明国际货币体系之制度安排对人类经济金融体系之稳定，具有最高的重要性[4]。 其二、重新发现费雪的“债务—通货收缩”原理。1933年费雪洞察到金融危机的一个异常重要的动态机制：资产和商品价格下降给债务人造成巨大偿债压力，迫使他们低价倾销资产，反过来进一步迫使价格下降，触发或恶化金融危机。费雪写道[5]： “过度投资和过度投机往往是导致金融恐慌和危机的重要原因。然而，假若人们不是举借债务来投资和投机，那么后果就不会那么严重。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是：债务人越是想降低债务负担，负担却反而越来越重，此乃人们大规模恐慌性清算债务之必然后果。债务人试图归还得越多，欠债反而越高。经济体系这艘大船倾斜得越厉害，它继续倾斜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费雪详尽描述了“债务—通货收缩”之负循环：恐慌性资产抛售导致资产价格崩溃、真实利率快速攀升，反过来刺激更大规模的恐慌性抛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个人、家庭、企业资产净值（净财富）急剧减少、银行破产倒闭浪潮汹涌、银行挤兑此落彼起、信用市场迅速崩溃、信用融通嘎然而止、银行开始疯狂抛售资产，悲观和不信任情绪象沉沉黑云一样笼罩下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将现金储藏到自家的保险柜！ 费雪对金融体系的理论诊断，促使他向罗斯福总统建议：金本位制及其汇率制度必须服从货币扩张之需要，罗斯福最终采纳了费雪的建议。然而，费雪的思想却没有对学术界发生重要影响，原因是当时有一个相反的论点颇为流行：债务—通货紧缩无非是改变收入分配，即债务人的收入转移给债权人。人们认为：两群人的边际消费趋向看不出有什么重大区别，因此，收入分配转移导致的消费需求变化将相互抵消，不会对经济体系之总需求产生什么影响，“债务—通货收缩”机制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宏观经济后果。 直到伯南克1983年发表《金融危机的非货币效果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才重新发现费雪的“债务—通货收缩机制”[6]。资本市场的不完全信息学说和代理人成本理论的蓬勃发展，给债务—通货收缩思想注入新的灵感。伯南克和其他研究者发现了“债务—通货收缩机制”的两个重要渠道：一是债务人资产净值的下降（或净财富的下降），将毁灭经济体系众多潜在的投资或消费机会，对于许多特定的消费或投资机会，只有债务人才了解，或者说他们获得有关投资或消费的信息成本相对低。因此，债务人面临的金融困境，必将严重影响真实经济活动，且其他投资或支出渠道无法完全替代（譬如政府投资）。二是债务—通货收缩机制危及到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降低银行资产净值，迫使银行收缩信贷和破产倒闭。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乃是一种特殊的“高度专业化或信息密集性服务”，银行业务的收缩和关门歇业，极大地削弱了经济体系至关重要的信用融通和信息服务，而且没有其他机构可以迅速替代银行服务。随着信用总量之下降或信用市场之崩溃，总体经济活动之下滑就无法避免。 费雪的“债务—通货收缩原理”正在深刻影响美国决策者的思维。譬如奥巴马多次警告美国：“美国正面临历史性的经济危机。美国正面临堕入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的巨大风险，我们背负的巨大债务负担有可能变得更加沉重。”2009年2月8日，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巴马的主要经济谋士萨默斯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经济刺激计划“以迅速遏制可能出现的通货收缩恶性循环，那将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美国业已深深堕入债务—通货收缩恶性循环。伯南克和萨默斯两个经济学天才能否妙手回春，全世界拭目以待[7]。 其三、发现“货币非中性”或否决“货币中性假设”。历久以来，经济学术界将凯恩斯解释1930年代大萧条之理论，笼而统之概括为“有效需求不足学说”，顺理成章的挽救策略就是“扩大政府投资”。然而，此种大而化之的阐释，绝非凯恩斯思想之精髓。凯恩斯亲身经历1930年代大萧条，几乎破产，对大萧条感同身受。顺便说一句：费雪比凯恩斯还要惨，1929年之前，费雪身价高达1500万美元，股市崩盘让费雪彻底破产，依靠亲人和耶鲁大学之帮助才安享余生。 真正让凯恩斯感到迷惑不解、决心一探究竟的现象是：即使需求者和供给者都愿意需求更多和供给更多，需求和供给却无法达成交易或无法实现匹配（）。“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只是凯恩斯理论推导的第一步，绝非他最终破案的关键。 因此，凯恩斯对大萧条根源的深刻洞察，源于他对真实世界具体、特定的市场制度、组织或成本局限条件之深入剖析，譬如货币和约（所谓Monetary Contracts, 名义合约）、法律体系、金融市场、货币利率（monetary rates of interest, 名义利率）、预期、黏性工资和价格，等等。“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只是凯恩斯理论推导的第一步，绝非他最终破案的关键。 《美国货币史》标举货币供应量之急剧下降，乃是导致大萧条之根本原因。然而，此解释之成立，必须要否决“货币中性假说”，弗里德曼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坚持“货币中性假说”之学者，最终走向理性预期学派和“完美金融市场假说”，几乎丧失了对大萧条和金融危机之解释力（依照理性预期和完美金融市场假说，金融危机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相反，“新凯恩斯经济学”重新回到真正的凯恩斯传统，恰如新凯恩斯经济学之代表人物曼昆和罗默所说：“任何探索经济波动之宏观经济理论，都需要回答两方面的基本问题：其一、理论是否抛弃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理论是否假设：名义变量之波动（譬如货币供应量），将左右真实经济变量（譬如产出和就业）之波动？其二、理论是否假设：要理解整体经济波动，关键是要理解真实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相对价格之黏性，是否是理论的中心假说或命题？新凯恩斯经济学对上述问题皆给予肯定的回答。否决二分法、致力于探索名义变量和真实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传导机制，是新凯恩斯经济学最显著之特征。[8]” 四、三大学说之共同点 弗里德曼之“货币供应量视角”、费雪之“债务—通货收缩原理”和凯恩斯之“非自愿失业学说”，皆旨在解释经济金融体系之周期性波动。三大理论其实有一个基本共同点：他们皆认为大萧条或金融危机之根源是货币市场出了莫大问题。“货币供应量视角”直指货币供应量下降是大萧条之起因；“债务—通货收缩机制”发生作用之前提亦是货币市场之变动，导致人们之通货膨胀预期发生变化（即出现严重通货收缩），费雪“债务—通缩机制”之关键环节是真实利率水平之上升，根据著名的“费雪等式”，即使名义利率不断下降，假若预期通胀率下降更快，真实利率即迅速上升。这就是为什么费雪向罗斯福建议抛弃金本位制，以便快速扩张货币供应量之基本理由。 凯恩斯之“非自愿失业学说”乍看起来似乎与货币市场无关，其实关键变量依然是货币市场利率。在凯恩斯的整个理论架构里，货币利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假若投资者对未来极度悲观或经济体系完全没有任何新的投资机会或真实利率太高，投资为零，而个人和家庭依然希望大量储蓄，投资和储蓄相差巨大，经济体系无法实现均衡，怎么办呢？原则上，储蓄大于投资，名义利率将持续下降，直至投资和储蓄相等为止。然而，如果名义利率下降到零，储蓄依然大于投资，而在一个货币经济体系里，名义利率又不可能下降到零以下（名义利率不可能为负），此时如何是好呢？凯恩斯的“收入调节机制或失业均衡机制”就登上舞台，大显身手了：此时经济体系必然出现大规模非自愿失业，大幅度降低人们的收入，从而大幅度降低人们的储蓄，直至储蓄最终等于投资为止。此乃凯恩斯大名鼎鼎的“失业均衡理论”。 三大学说之政策建议亦有本质上之共同点。“货币供应量视角”主张扩张货币供应量以摆脱经济大萧条，《美国货币史》出版之后数十年之研究，有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率先抛弃金本位制的国家（譬如英国），货币供应量迅速开始扩张，经济复苏紧随其后，该结论当然强烈支持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债务—通货收缩原理”亦强烈主张迅速扩张货币供应量，以尽快摆脱真实利率不断攀升之困境。前面提到费雪劝说罗斯福尽快抛弃金本位制以扩张货币供应量。伯南克、克鲁格曼等经济学者曾经激烈批评日本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过于保守，致使日本长期无力摆脱“通货收缩和经济衰退”。伯南克甚至夸张地建议日本央行开着直升机向日本国民狂撒钞票，由此获得“直升机本”的著名绰号。凯恩斯的基本政策主张其实不是财政开支，而是扩张货币，货币扩张能够降低投资成本、减少储蓄收益，从而扩大投资，增加产出和就业。所谓“财政赤字政策”只适用于凯恩斯所描述的一个极端情形，即货币政策完全失效的“流动性陷阱”。不幸的是：赤字财政后来竟然成为凯恩斯主义最鲜明的招牌。 五、超越凯恩斯、费雪和弗里德曼：“经济金融体系之阴阳循环理论” 前面的分析说明：解释大萧条的三个理论范式皆不是真正的一般理论，它们分别集中探讨经济体系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或机制，却没有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之完整过程。弗里德曼“货币供应量视角”集中于货币市场，费雪“债务—通货收缩机制”集中于信用市场（债务市场）和资产市场，凯恩斯“非自愿失业假说”集中于真实经济（或实体经济）。 我曾经建议从逻辑上将经济体系划分为货币信用市场、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构造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以统一解释经济体系周期波动之全过程[9]。依照“货币信用市场—虚拟经济—真实经济”之一般均衡模型，我将经济体系周期波动之全过程概括为“经济体系之阴阳循环”[10]（见下图）。
图1 经济体系之“阳循环”
图2 经济体系之“阴循环” 历久以来，经济学者喜欢将经济周期概括为“复苏—繁荣—疯狂—崩盘—衰退—萧条”六个周而复始之阶段。我概括的经济体系“阳循环”，
经济体系之“阳循环”：所有金融危机（“阴循环”）之前，经济体系皆经历一个“货币扩张---信用扩张---资产价格暴涨----真实经济扩张”之阳循环过程。阳循环过程之起点是货币扩张。 经济体系之“阴循环”：所有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皆是一个经济体系“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信用市场崩溃—真实经济衰退和萧条”之阴循环过程。阴循环过程之起点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经济体系之“阳循环”，是一个“资产通胀”或“名义财富暴涨”过程，即资产价格（主要是股票和房地产）持续上涨，显著改善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状况（正财富效应），显著增加企业和个人借贷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信用扩张。 经济体系之“阴循环”，是一个“债务通缩”或“名义财富暴跌”过程，即资产价格持续下降以及持续的通货收缩，显著恶化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状况（负财富效应），显著降低企业和个人借贷能力，从而进一步加剧信用萎缩。 六、两个重要结论 “阳循环”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信用融通成本持续下降，信用融通机制异常畅通，无论是刺激还是遏制经济活动，货币政策都是最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效果微弱或不需要。二是虚拟资产或“名义财富”急剧膨胀，它具体表现为物价水平（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物价水平）之持续上涨和真实利率之持续下降。 “阴循环”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信用融通成本急剧和持续上升，信用融通机制崩溃，货币政策近乎完全失效。财政刺激可以缓解经济萧条。稳定银行体系、恢复信用机制是关键。二是虚拟资产或“名义财富”急剧萎缩，它具体表现为物价水平（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物价水平）之持续下降和真实利率之持续上升。 （本文是作者为《美国货币史》中译本所写的书评） [1] Milton Friedman’s Monetary Framework: A Debate With His Critics. Edited by Robert J. Gordon, p.ix. [2]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3] 向松祚和邵智宾编著：《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页70. [4] 相关研究，参看向松祚和邵智宾编著：《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5] Irving Fisher, “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 Economica 1, October 1933, 337—357. [6]参看向松祚和邵智宾编著：《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7] From “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4th—20th 2009, pp.72—73. [8] 向松祚和邵智宾编著：《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页26. [9] 相关分析参见向松祚“ 汇率持续升值预期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载向松祚和邵智宾编著《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向松祚《汇率危局—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和后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10] 首次用“阴阳循环”理论来概括金融危机之学者，是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 C. Koo。本文提出的“经济体系阴阳循环理论”及其机制与Koo的理论有重大区别。“阴阳”乃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理念之一，经常被人滥用。然而，利用中国哲学之最根本理念以改造现代经济学，是笔者的梦想。最初我使用“正负循环”来描述经济体系，受到Koo的启发，改用“阴阳循环”，尽管我们对“阴阳循环机制”之阐释有重要区别。参见Richard C. Koo: 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June 08 从美元、商品、股市的相关性中寻找获利机会美元作为全球结算和支付货币，对商品以及股市运行的影响不可忽视，是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美元与商品以及股市的负相关关系长期存在，已成为商品、股市等投资决策的参照系。 相关性“法则”
长期以来，美元在资本市场始终吸引着投资者的眼球，美元的变化牵动着市场的神经。作为全球经济运行中的支付手段以及在结算体系中可对商品以及股市产生不可忽视影响的货币，美元成为市场金融属性的标志。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更成为共识。在国际贸易中参与物流的商品几乎都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元的自身变化对商品无时无刻不施加影响，成为商品的金融属性的标志。 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建立，使得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结合更为紧密，美国经济的兴衰明显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美国股市显然随经济变化而动，美国股市的变化也就难以避免地对各国股市产生影响，而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在影响美元的同时，也影响着美国股市的运行，自然难以避免地对全球股市施加影响。 美元与商品以及股市的负相关关系长期存在，已成为研究股市以及商品的参照系。 美元与商品、股市齐涨现象难成趋势 而在美国次级债危机演变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情况下，这种负相关曾在短期内发生一些变化，一度出现过美元与商品和股市齐涨共跌的现象。但这些变化难以形成趋势，长期来看，整体的负相关关系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在金融系统出现危机，高速运行的货币流动性由于金融机构的信心缺失导致了去杠杆化的出现，而此时美元明显出现稀缺受到追捧，出现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但美元不降反升的状况，似乎美元与黄金都成为避险的选择而呈现同步上升的态势。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导致各国经济进入衰退，股市自然下跌。经济的不景气打击消费，使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明显回落，因此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美元与商品以及股市出现同向运行，但显然不能成为主流。 本轮经济最为明显的是美元与黄金的变化，作为共同的避险功能，两者在危机来临的时刻都扮演金融属性的货币职能，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两者之间的长期反向运行的趋势。 市场之间相互性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金融光谱的哪个部分投资获利胜算高。 商品与债券：逆向相关 商品与债券的相关性是逆向的。在经济趋向于成熟时，利率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当经济扩展到过热时期时，企业生产能力增长放慢，产能受约束，从而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时，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使经济趋向于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上来，结果就是债券出现跌势。 当经济度过滞涨时期，开始进入衰退时，经济停止增长，企业赢利微弱，实际收益率下降，从而驱使通胀率下降，商品价格持续下跌。这时，中央银行削减短期利率刺激经济。债券开始上涨。 债券与股票：债券先于股票反转 债券和股票一般是正相关性。但债券一般是先于股票反转。 债券价格是受利率影响，债券上涨，利率下跌，通货膨胀下跌，但这并不能很快刺激股票上涨，利率下跌是市场衰退的自然表现，只有到利率下跌到一定到程度才能刺激经济回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复苏阶段，这时，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经济正朝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时期是股权投资最佳时期，因此，股票价格会随之上涨。 当债券价格已经在高位时，利率的上行会使债券下跌，但此时，也同时证明了经济蓬勃发展，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因此，股票还是会处于一个大牛市，但当经济到了过热时期时，出现通货膨胀，到了一定程度，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利率还在上升，股票的回报率会下降，从而会使股票价格下跌。 股票与黄金：不同时期相关性不同 图1是道琼斯指数与黄金的相关分析图，数据记录是从1989年10月31日到2007年11月，两者的相关系数是0.38789。 由图中可知，从1989年到2001年，黄金与道琼斯是高负相关性，相关系数是-0.85719，股市处于大牛市状态，而黄金价格却在熊市中。之所以会是负的相关性，我们可以从资金流向得知：由于信息产业化及中国等新型发展国家的国际贸易体系不断完善，使美国的经济数据不断出现利好消息，大家对经济前景看好，因此，股市投资热情高涨，大量资金涌入股市，从而，作为避险资产的黄金自然就少了需求，股市大涨，而黄金价格下跌。 而2001年11月到2008年11月，两者是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7492，两者呈正相关性；在2002年到2008年之间，由于货币供应量加大，使得大量资金进入原油市场，出现了第四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一下子从15美元飙升到100美元。由于黄金价格和原油价格是正相关性，所以，黄金价格也随之上升。同时，超量的货币供应也涌入股票市场，因此，股市也随之大涨。 综上所述，由于黄金具有商品和金融的双重属性，因此其关联度是随着不同时期的热点不同而发生变化。近期在金融危机告一段落的情况下，两者成为正相关关系。 美元与商品：最终多呈现负相关性 一、铜与美元 图2是LME铜与美元的相关系数图，数据记录是从1994年1月到2008年12月。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LME铜与美元的相关系数是-0.686404，是负相关性。这种关联度在过去若干年中没有发生变化，上一轮铜市场7年的牛市是伴随着美元同样时间的熊市共同运行的。 二、原油与美元 图3是原油和美元的相关系数图，数据记录是从1983年4月到2008年12月。从图中可知，原油和美元的相关系数是-0.318626，是负的相关性。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商品与美元是负的相关性。 三、CRB指数与美元 下面，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代表商品价格的CRB指数与美元的关系。 图4是CRB与美元的相关系数图，数据记录是从1980年1月份到2008年底，它们的相关系数是-0.329789，是呈负的相关性。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CRB指数从1980年底创新高纪录的330点高峰滑落，开始20余年的下跌走势，其中，1986年开始，CRB指数开始转而走平，到2002年，该指数一直处于震荡向下趋势，但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商品市场开始大牛市，且持续到2008年。 美元指数从1980年形成大底部，直至1985年，几乎翻倍。而从1985到1995其间，美元持续走软。而后，美元又开始新一轮的上扬趋势，直到2002年第一季，形成最后一个高点，此后一路大跌，直至现在。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CRB指数和美元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即美元下跌，推动商品价格上涨，而美元反弹时，商品指数下跌。 从商品自然属性来看，CRB指数价格依赖于基本的供求关系，但此时美元指数变化并不与CRB指数变化速度同步，美元的指数变化比较缓慢，但相关性还基本趋于逆向。 在投资市场方面，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大量资金涌入商品市场，这时会有经济过热的压力，企业的生产能力减缓，通货膨胀开始升温，从而商品价格上升，美元贬值。反之则亦然。 CRB指数包括原油、黄金、大豆、铜等各种商品。像铜、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不仅波动比较大，而且，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影响。如铜已经被看作是通货膨胀的领先指标之一，而原油也是世界最为重要的国际商品。在这些商品中，很多都是以美元计价的，所以，也是供求关系的因素之一，同时也说明了商品与美元是负的相关性。 但美元与商品价格的相关性也会产生落差，如美元从1985年开始下跌，但CRB指数却是从1986年开始才回升，再如1994年年中到1995年年中，CRB指数是从横向移动，然后转为上涨，但同时，美元也同时在上涨，这就是一个不正常形态。但到了1996年初，CRB指数连续三年下跌，而此时美元上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向关系。 总之，作为商品的总体表现的CRB指数，不管怎么变化，基于商品与货币的根本属性，最终是呈现负的相关性的。 美元与黄金：负相关关系居多 图5是美元与黄金的相关性曲线，数据记录了1979年11月到2008年12月间的关联性，其中，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47995，是负的相关性。 首先，黄金的结算单位是美元，美元升值时，其它货币兑换美元的数量变少，从而抑制黄金需求，黄金价格下跌。美元贬值时，投资者会发现，等量的外汇可以购得更多的黄金，从而消费增加，黄金价格上涨。 其次，在金融市场方面，如果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则投资者会认为投资其他市场的回报率高于投资黄金，那么，大规模资金会撤出黄金市场，而涌向其他市场，从而导致黄金价格下降。从1979年到1991年，黄金与美元负相关性明显。 但当全球经济衰退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市场，降低利率，从而有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现象，美元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同时货币供应量的超额，推动黄金价格上升。从2001年以后，美国连续11次调低联邦基准利率，从而使美元贬值，黄金升值。 同时，在当今的货币体系中，美元还是处于世界的货币地位，作为重要的储备货币，如果美元指数上扬，就会给人一种买进的信号，因为有保值功能，从而同样作为保值功能和储备资产的黄金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则亦然。因此，短期内的美元出现稀缺并不会改变其负相关的关系，我们看到，最近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稀缺的消失从而打击了美元，美元的下跌使黄金受到支撑而上涨，美元和黄金重新回到负相关的关系之中。 （长城伟业期货首席分析师景川） May 12 A new pecking order 崭新的权势等级Europe's economies 欧洲各经济体 A new pecking order 崭新的权势等级 May 7th 2009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in Europe’s balance of economic power; but don’t expect it to last for long 欧洲的经济力量均势发生了改变；但不要期望它能持久 AFP  FOR years leaders in continental Europe have been told by the Americans, the British and even this newspaper that their economies are sclerotic, overregulated and too state-dominated, and that to prosper in true Anglo-Saxon style they need a dose of free-market reform. But the global economic meltdown has given them the satisfying triple whammy of exposing the risks in deregulation, giving the state a more important role and (best of all) laying low les Anglo-Saxons. 多年来美国人、英国人、甚至本刊都一直告诫欧洲大陆国家的领导人们说他们国家的经济僵化、监管过度、过于由政府主导，如果想要真正地以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繁荣的话就需要一系列的自由市场改革。然而，全球经济衰退给了他们让人飘飘然的三重魔咒——揭露国家减少干预经济的风险、让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最棒的）贬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支持者。 At the April G20 summit in London, France’s Nicolas Sarkozy and Germany’s Angela Merkel stood shoulder-to-shoulder to insist pointedly that this recession was not of their making. Ms Merkel has never been a particular fan of Wall Street. But the rhetorical lead has been grabbed by Mr Sarkozy. The man who once wanted to make Paris more like London now declares laissez-faire a broken system. Jean-Baptiste Colbert once again reigns in Paris. Rather than challenge dirigism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are busy following it: Gordon Brown is ushering in new financial rules and higher taxes, and Barack Obama is suggesting that America could copy some things from France, to the consternation of his more conservative countrymen. Indeed, a new European pecking order has emerged, with statist France on top, corporatist Germany in the middle and poor old liberal Britain floored. 在伦敦举行的20国峰会上，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并肩站在一起，着力坚持经济衰退不是他（她）们国家的过错。默克尔女士从来都对华尔街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在措辞上占得先机的却是萨科奇。这位曾经想要把巴黎变得更像伦敦的家伙现在宣布放任自由主义是失败的体制。让-巴普蒂斯特•柯尔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对内信奉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掌控，对外奉行重商主义。译者注）再次统治了巴黎。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但不挑战政府干预经济主义，更忙着循其道而为之：布朗首相宣布了新的金融规则并调高税率，而奥巴马总统更是建议美国可以在某些方面借鉴法国的经验，这让他更为保守的同胞们惊诧不已。的确，一个崭新的欧洲权势等级已经出现，宣扬国家统制经济论的法国居首，统合主义者的德国居中，可怜的老牌自由主义者英国垫底。 A cockpit of competing capitalisms 资本主义不同流派相互竞争的斗鸡场 It is easy to dismiss this as political opportunism. But behind it sits a big debate not only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ic unit, but also about what sort of economy works best in the modern world. Thirty years after Thatcherism began to work its cruel magic in Britain (see article), continental Europe still tends to favour a larger state, higher taxes, heavier regulation of product and labour markets and a more generous social safety-net than freer-market sorts like the Iron Lady would tolerate. So what is the evidence for the continental model being better? 将其驳斥为政治投机主义自然易如反掌。但是它背后却隐藏着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不光是关于欧盟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更是关于现代世界中哪种类型的经济运行得最好这一问题。三十年前，撒切尔主义开始在英国体现出它残酷的魔力（见文章），三十年后欧洲大陆各国仍然钟情于大政府、高税收、对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监管和更加慷慨的社会保险网，而这些都是像铁娘子这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所无法忍受的。那么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欧洲大陆国家的模式更好呢？ The continental countries certainly have not escaped the recession: France may be doing a bit better than the world’s other big rich economies this year, but Germany, dragged down by its exporting industries, is doing significantly worse. Yet Mr Obama is right to admit that in some ways continental Europe has coped well. Tough job-protection laws have slowed the rise in unemployment. Generous welfare states have protected those who are always the first to suffer in a downturn from an immediate sharp drop in their incomes and acted as part of the “automatic stabilisers” that expand budget deficits when consumer spending shrinks. In Britain, and to an even greater extent in America, people have felt more exposed. 欧洲大陆国家当然也逃不过经济衰退：法国经济今年的表现也许比世界其他各大富裕经济体稍好，但是德国由于受到其各出口产业的拖累，经济表现明显要差很多。不过奥巴马承认欧洲大陆各国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好并没有错。严格的工作保障法律减缓了失业率的攀升。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保护了那些总是在经济衰退中最先受到收入即刻猛降之打击的人群，并且部分发挥了当居民消费萎缩时扩大预算赤字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英国，以及更大程度上在美国，人们感到自己面对经济衰退时的遮蔽更少。 The downturn has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continental model has some strengths. France has a comparatively efficient public sector, thanks in part to years of investment in better roads, more high-speed trains, nuclear energy and even the restoration of old cathedrals (see article). Nor is it just a matter of pumping in ever more taxpayers’ cash. By any measure France’s health system delivers better value for money than America’s costlier one. Germany has not just looked after its public finances more prudently than others; its export-driven model has forced its companies to hold down costs, making them competitive not only in Europe but also globally. By design as well as luck, much of continental Europe avoided the debt-fuelled housing bubbles that popped spectacularl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though Spain did not, see article). 经济衰退也确认欧洲大陆国家的模式具有更多的优点。法国的公共部分较其他国家更加高效，这部分得益于多年来在更好的道路、更多的高速铁路、核能、甚至修复年久的大教堂上的投资（见文章）。这也不光是注入更多纳税人的金钱的问题。以任何标准衡量，法国的医疗体系都比美国更昂贵的医疗体系性价比更高。德国不仅比其他各国更谨慎地管理公共财政；德国的出口推动经济的模式迫使该国企业降低成本，从而不光在欧洲更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既是源自设计，也是运气使然，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都避免了在英美轰然破灭的由债务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尽管西班牙是个例外，见文章）。 But will it last? The strengths that have made parts of continental Europe relatively resilient in recession could quickly emerge as weaknesses in a recovery. For there is a price to pay for more security and greater job protection: a slowness to adjust and innovate that means, in the long run, less growth. The rules against firing that stave off sharp rises in unemployment may mean that fewer jobs are created in new industries. Those generous welfare states that preserve people’s incomes tend to blunt incentives to take new work. That large state, which helps to sustain demand in hard times, becomes a drag on dynamic new firms when growth resumes. The latest forecasts a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could rebound from recession faster than most of continental Europe. 但是这能否持久呢？这些使得部分欧洲大陆国家在经济衰退中相对坚韧的制度优点在一场经济复苏中可能很快成为弱点。这是因为获得更大的经济安全和更强的就业保护就得付出代价：调整和创新缓慢，在长远看来这意味着更加微弱的增长。那些反对裁员的规则尽管避免了失业率的陡升，却可能意味着在新产业中产生的工作机会较少。那些慷慨的福利国家尽管保持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却也扼杀了寻找新工作的动机。大政府虽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能够帮助维持需求，在经济重新开始增长的时候却拖累了充满活力的新企业。最新的预计表明美国和英国可能比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更快地从经济衰退中复苏。 Individual countries have specific failings of their own. Even if it did everything else right, Germany’s overreliance on exports at the expense of consumer spending has proved a grave weakness in a downturn (see article); its banks also look weak. The rate of youth unemployment in France is over 20% and it can be twice as high in the notorious banlieues where Muslim populations are concentrated. Italy and Spain have seen sharp rises in unit labour costs and their labour-productivity growth has stalled or gone into reverse. It may not be long before the fickle Mr Sarkozy is re-reading his Adam Smith. 不同国家都有自身特定的不足。即便其他各方面都无可挑剔，德国牺牲居民消费换来的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在经济衰退中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弱点。（见文章）；德国各家银行看起来也很虚弱。法国的青年失业率超过20%，而在臭名昭著的穆斯林人口聚居的“市郊地区”这一数字更可能翻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而劳动生产率增长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也许不久之后变幻无常的萨科奇就会重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了。 Not what you aim for, but how you do it 不是你的目标是什么，而是你如何实现目标 If there is to be an argument about which model is best, then this newspaper stands firmly on the side of the liberal Anglo-Saxon model—not least because it leaves more power in the hands of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the state. But the truth is that the governm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intellectual divide could go a long way to making their models work better, without changing their underlying beliefs. 如果非要就哪种模式最好做一番争论的话，那么本刊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一边——尤其是因为这一模式将更多的权力交到个人而不是国家手中。然而事实是居于这一理性分歧两边的政府都有在不改变其根本性信念的情况下长足地改善他们各自模式的空间。 On the continental side, there is nothing especially socially cohesive about labour laws that favour insiders over outsiders, or rules that make the costs of starting a business excessive. Even Colbert might admit that Europe’s tax burdens are too onerous today, particularly since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to rise in the future to meet the looming cost of the continent’s rapidly ageing populations. 在欧洲大陆这边，无论是那些偏袒内部人员而排斥外来人员的劳动法，还是那些使得开办企业面临过高成本的法规，都缺乏特别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成分。甚至柯尔伯都可能承认今天欧洲的纳税负担过于繁重，尤其是当未来可能进一步提高税率来满足欧洲大陆迅速老化的人口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开销。 For the liberals, even if the cycle swings back in their direction,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cession have shown up defects in the way they too implemented their model. Getting regulation right matters as much as freeing up markets; an efficient public sector may count as much as an efficient private one; public investment in transport, schools and health care, done well, can pay dividends. The pecking order may change, but pragmatism and efficiency will always count.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即便经济周期回到有利于他们的方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已经揭露了在他们执行经济模式的方法中存在的缺陷。纠正监管体系跟放松对市场的监管一样重要；一个高效的公共部门跟一个高效的私人部门一样重要；交通、学校和医疗方面的公共投资如果做得好的话就能带来收益。权势等级或许会改变，但是实用主义和效率永远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 仅同意本网站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April 22 资本主义的缺陷何在？ / The path out of capitalism's second crisis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4-22
在主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行为者和管理者似乎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制度的优势或潜在危险。过去，对资本主义优势的无知，导致一些国家抛弃了这种制度或是对其加以限制。而对其潜在危险的无知，使得市场中的轻率行为和政策疏忽更有可能出现。要重新实现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进行再教育和深度改革。 社保体系不一定损害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市场”或是自由放任主义——一种无政府“加警察”的制度。如果没有政府来保护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使其不受垄断、瞒骗和欺诈之扰，资本主义体制就无法健康运转。这样的制度可能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并由于没有补助来刺激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正规商业经济，而制造出社会紧张。最后，大规模社保体系以及随之产生的高税收、低税后薪酬和低财富储蓄，不一定会损害资本主义制度。 本质上，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体能够藉以实现知识增加的一种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不完整性会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知识的增加带来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不确定性则让经济体容易发生突然波动。这些现象马克思(Marx)在1848年就都已经指出。但理解却有些滞后。 进入20世纪以后，学者们认为经济进步源自商业创新，而科学家的发现让创新成为可能——这些发现来自经济部门之外，而且都是不期而至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能比其它经济制度受益更多呢？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早期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能更迅速地抓住突然而来的机遇，因此具有更强的生产率。这得益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能干的企业家的热情和专业银行家的勤勉。但认为银行家无所不知、企业家不会犯错的想法是可笑的。现在学者们发现，大多数知识增加不是由科学推动的。熊彼特经济理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理论加社会学——没有抓住多少要点。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任何现代经济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控制，都是由散布在专业参与者之中的私人“实践知识”构成的大杂烩。他表示，没有人能够将所有知识全部收集起来，哪怕政府机构也做不到。这些是每个“第一线”的参与者必然获得的知识。政府根本不知道该在哪些领域投资。只有资本主义能解决这个“知识问题”。
发现过程：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关键 之后，哈耶克又将资本主义如何自己做出“发现”的理论加以充实。他能够接受“创新理念”这个概念，因为他明白，关于大多数未经试验的事物的知识都是不完整的，即便是专家也同样如此。因此他认为可以做出如下假设：由于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领悟，一位经理或是普通员工可能某天就能“想象出”（用哈耶克的偶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话来说）一种全新的商业路线——这种路线是该工作领域之外的人永远推断不出也想象不到的。随后，他将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描述为一个兼容并包、自下而上的有机体，让各种各样的新想法有机会相互竞争从而得以发展，幸运的话，还能在市场中得到应用。这个“发现过程”让资本主义具有比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或社团主义等制度更强的创新能力。后者过于官僚化，不利于了解来自下层的想法，而那些得以传递到上层的想法，也不太可能获得其所有社会伙伴的首肯。 健康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高创新倾向，只有在合用的机构到位时才会出现。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苏格兰的“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所传载的自由度是不够的。必须成立这样的金融机构：其中的金融家没有私利，每个人都会努力做出最佳投资选择，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各异，因此能为各种各样的项目融资。此外，公司只应承担有限责任，而且拥有可以展开收购交易的市场。这些机构必须迎合大量商人的需求，这些商人希望构造新产品、新市场和新商业模式。初级机构在19世纪早期开始出现，从公司法、股票交易所到面向产业放贷的合股银行和“商业”银行。 随即欧洲和美国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回报：新城市兴起、生产率不断增长、薪酬稳定攀升、就业率普遍较高。所有或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毕生的前景得到改善。不太容易衡量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满意的职业，并因其中的挑战与探索而充满活力。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乃是天赐之福。
不确定性：资本主义的最大缺陷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创造性冒险活动不仅给企业家，也给全球经济的每一个成员带来了不确定性。冒险活动的波动制造出一种起伏不定的经济环境。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他1921年的著作中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观察。他表示，除了一些常规决策，一家企业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都面临现在所称的“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在创新型经济体中，没有足够的先例来帮助你估算这种或那种结果出现的机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强调称，用于衡量投资价值的许多“知识”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的信念是脆弱的。（但如今，他被视为“斯密加上心理摇摆”。） 对于这样一种能够带来无价且不可取代的新颖性、问题解答和探索，从而带来个人发展的体制，从未有过有条理的道德理由去推翻它。相反，自古以来，人文主义哲学一直认为这种体验是“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者从未提供足以替代的美好生活模式。他们只是宣称自己推崇的制度要优于资本主义：繁荣更广泛、就业机会更多、或是工作满意度更高。不幸的是，公众依然不太充分了解，公平而论哪些收益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这些收益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知识的缺失导致资本主义更容易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也更容易受到体制内部无知行为的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失去了大部分声望，欧洲大陆上许多西欧国家转向了社团主义制度。公众对政治经济的掌控在这个时候陷入低谷。最终，更多繁荣和更少动荡的承诺无法兑现。而那些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进行改革（或好或坏）的国家再次发展良好——直到现在为止。而那些脱离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就没有那么强的创新能力。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动乱之后，它们的失业率上升幅度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包容性上，它们的表现也更糟糕。
资本主义正陷于第二场危机
如今资本主义陷入了第二场危机。有一种解释称，无论银行家是否理解资本主义，他们都明白，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奖金，就必须借越来越多钱来放越来越多的贷，以完成利润目标并支撑股价。其含意是，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公司治理未能对奖金设限，而监管未能把银行资本的杠杆操作控制在适当水平，导致银行很容易受到房屋价格暴跌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大股东们不采取行动，在杠杆率升至危险水平之前加以阻止呢？为什么立法者不提出监管干涉的要求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奈特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房屋价格可能出现暴跌，或是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模型根本不适用。近年来，“风险”变成了对波动的定义。人们考虑到价格会围绕特定轨迹出现波动，却没有考虑到轨迹自身的不确定性：即它有下行的风险。银行高管们也不太理解不确定性。有些人出于直觉购买了保险，但却没有看到保险商偿付能力的不确定性。 现在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体系已经失效：金融部门背叛了商业部门，随后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而商业部门则受到短期主义的困扰。如果我们还保有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我们会努力重组这些部门，让资本主义能够再次健康运转——更好的防止人们忽视金融部门中的不确定性，同时恢复商业部门的创新能力。我们不能将这种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满意生活的制度拒之门外。
本文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资本主义和社会中心(Center on Capitalism and Society)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译者/管婧
The path out of capitalism's second crisisBy Edmund S. Phelps 2009-04-22 In countries operating a largely capitalist system, there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wide understanding among its actors and overseers of either its advantages or its hazards. Ignorance of what it can contribute has in the past led some countries to throw out the system or clip its wings. Ignorance of the hazards has made imprudence in markets and policy neglect all the more likely. Regaining a well- functioning capitalism will require re-education and deep reform. Capitalism is not the “free market” or laisser faire – a system of zero government “plus the constable”. Capitalist systems function less well without stat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lenders and companies against monopoly, deception and fraud. These systems may lack the requisite political support and cause social stresses without subsidies to stimulate inclusion of the less advantaged in society's formal business economy. Last, a hug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with resulting high taxes, low take-home pay and low wealth, may not hurt capitalism. In essence, capitalist systems are a mechanism by which economies may generate growth in knowledge – with much uncertainty in the process, owing to the incompleteness of knowledge. Growth in knowledge leads to income growth and job satisfaction; uncertainty makes the economy prone to sudden swings – all phenomena noted by Marx in 1848. Understanding was slow to come, though. Well into the 20th century, scholars viewed economic advances as resulting from commercial innovations enabled by the discoveries of scientists – discoveries that come from outside the economy and out of the blue. Why then did capitalist economies benefit more than others? Joseph Schumpeter's early theory proposed that a capitalist economy is quicker to seize sudden opportunities and thus has higher productivity, thanks to capitalist culture: the zeal of capable entrepreneurs and diligence of expert bankers. But the idea of all-knowing bankers and unerring entrepreneurs is laughable. Scholars now find that most growth in knowledge is not science-driven. Schumpeterian economics – Adam Smith plus sociology – captures very little. Friedrich Hayek offered another view in the 1930s. Any modern economy, capitalist or state-run, is a great soup of private “know-how” dispersed among the specialised participants. No one, he said, not even a state agency, could amass all the knowledge that each participant “on the spot” inevitably acquires. The state would have no idea where to invest. Only capitalism solves this “knowledge problem”. Later, Hayek fleshed out a theory of how capitalism makes “discoveries” on its own. He had no problem with the concept of an innovative idea, for he understood that, even among experts, knowledge is incomplete about most things not yet tried. So he felt free to suppose that, thanks to the specialised insights each acquires, a manager or employee may one day “imagine” (as Hayek's hero, David Hume, would have put it) a commercial departure – one that could not be inferred or envisioned by people outside the individual's line of work. Then he portrays a well- functioning capitalist system as a broad-based, bottom-up organism that gives diverse new ideas opportunities to compete for development and, with luck, adoption in the marketplace. That “discovery procedure” makes it far more innovative than the top-down systems of socialism or corporatism. The latter are too bureaucratic to learn about ideas from below and unlikely to obtain approval from all the social partners of the ideas that do get through. Well-function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with their high propensity to innovate, could arise only when serviceable institutions were in place. The freedoms borne by England's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and the “commercial society” of the Scots were not enough. There had to b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ere there would be disinterested financiers, each trying to make the best investment, and – importantly – a plurality of views among them, so financiers funded a diversity of projects. There also had to be limited liability for companies and a market enabling their takeover. Such institutions had to wait for demand by wide numbers of business people wanting to build a new product or new market or new business model. Rudimentary institutions began to emerge early in the 19th century, from company law and stock exchanges to joint-stock banks and “merchant” banks lending to industry. Unprecedented rewards soon followed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cities rising, unbroken productivity growth, steadily climbing wages and generally high employment. Lifetime prospects improved for all or nearly all participants. Less measurable but ultimately fundamental,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had engaging careers and were energised by their challenges and explorations. Capitalism was a godsend for them. From the outset, the biggest downside was that creative ventures caused uncertainty not only for the entrepreneurs themselves but also for everyone else in the global economy. Swings in venture activity created a fluctuating economic environment. Frank Knight, observing US capitalism in his 1921 book, said that a company, in all of its decisions aside from the handful of routine ones, faces what is now called “Knightian uncertainty”. In an innovative economy there are not enough precedents to be able to estimate the probability of this or that outcome. John Maynard Keynes in 1936 insisted on the “precariousness” of much of the “knowledge” used to value an investment – thus the “flimsiness” of investors' beliefs. (Yet now he is seen as “Smith plus psychological swings”.) No coherent moral justification was ever suggested for throwing out a system providing invaluable and irreplaceable novelty, problem-solving and exploration, thus personal growth. On the contrary, humanist philosophy has continued since ancient times to hold up such experience as the “good life”. Socialists and corporatists never offered an alternative good life. They simply claimed that the system they advocated could out-do capitalism: wider prosperity, or more jobs, or greater job satisfaction. Unfortunately, there is still no wide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ublic of the benefits that can fairly be credited to capitalism and why these benefits have costs. This intellectual failure has left capitalism vulnerable to opponents and to ignorance within the system. Capitalism lost much of its standing in the interwar period, when many countries in western continental Europe shifted to corporatist systems. This was a low point in the public's grasp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nd, the promises of greater prosperity and lesser swings could not be delivered. The nations that kept capitalism while making reforms, some good and others maybe not, ultimately performed well again – until now. Those that broke from capitalism were less innovative. After the disturbances of the 1970s, they saw unemployment rise far more than the capitalist nations did. They were worse on economic inclusion too. Now capitalism is in the midst of its second crisis. An explanation offered is that the bankers, whatever they knew about capitalism, knew that to keep their jobs and their bonuses they would have to borrow more and more to lend more and more, in order to meet profit targets and hold up share prices. The implication was that the crisis flowed from a fail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curb bonuses and of regulation to rein in leveraging of bank capital to levels that made the banks vulnerable to a break in housing prices. But why did big shareholders not move to stop over-leveraging before it reached dangerous levels? Why did legislators not demand regulatory intervention? The answer, I believe, is that they had no sense of the existing Knightian uncertainty. So they had no sen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huge break in housing prices and no sense of the fundamental inapplicability of the risk management models used in the banks. “Risk” came to mean volatility over some recent past. The volatility of the price as it vibrates around some path was considered but no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ath itself: the risk that it would shift down. The banks' chief executives, too, had little grasp of uncertainty. Some had the instinct to buy insurance but did not se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insurer's solvency. Much is dysfunctional in the US and the UK: a financial sector that turned away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then caused its self-destruction, and a business sector beset by short-termism. If we still have our humanist values we will try to restructure these sectors to make capitalism work well again – to guard better against reckless disregard of uncertainty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while reviving innovativeness in business. We will not close the door on systems that gave growing numbers rewarding lives.
The writer i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n Capitalism an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inner of the 2006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April 21 到哪里寻找好工作？考特金/文 仇烨/译 2009-4-20 9:22:44 过去的五年里，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的公共政策副教授迈克尔·夏尔斯（Michael Shires）与我一起整理了一份最佳经商地点的排行榜。分别从长期、中期、短期的角度看，以美国各地区就业增长为基础，几年来这份榜单发生了变化，但是，就业状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在过去反反复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有些就业年增长率高达3%至5%。同时，另一些地方增长缓慢，事实上，还有些人失去了工作。然而，今年，在这个广阔多样的国家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2008年时，如果拥有2%的增长率，那么这个城市可说是真正的繁荣，而且奇怪的是，任何接近1%的增长率也都不仅仅是可观而已。 所以，今年也许我们不应该将这种排名称为“最佳”就业地点，而是“最不差”。不过，今日美国的“最不差”经济体大多就是去年在排行榜上排名最靠前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近期的增长速度比前些年要慢。比如，排名第一的大城市奥斯汀2008年的增长率为1%——还不到2003年以来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一。 此研究以美国劳动统计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所列的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的333个地区的就业增长为基础，该机构为我们提供了数据。我们的分析师关注的不仅仅是去年的就业增长情况，还包括1996年以来就业数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我们不想过分强调近期的数据，而是努力为求职者提供某地区就业潜力的全景图画。 为了简便，我们将名单分为两个部分：最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而所有的排名中，摘得桂冠的是同一个州：德克萨斯州。或许德克萨斯已经在华盛顿失势，但是在我们的排名中，前20位中的8个城市都在德克萨斯——包括排名第一的敖德萨（Odessa），它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城市。而且，五大就业增长最佳的大城市——奥斯汀、休斯敦、圣安东尼奥、沃斯堡以及达拉斯——全都位于德克萨斯的“城市三角”（urban triangle）中。 该州取得相对成功的原因是多样的。一个健康的能源业一定是原因之一。德克萨斯州许多优秀的城市，包括敖德萨、朗维尔、达拉斯和休斯敦都是能源公司的所在地，这些公司雇佣了大批员工——而且通常白领和蓝领的工资都很高。在一些地方，这样的高速发展代表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一个巨大逆转。就拿2008年敖德萨非比寻常的5.5%的就业增长率来说，1998年至2002年的时段里，增长率还不到1%。 当然了，国家的能源公司并不都在德克萨斯，尽管该州尽力吸引主要的石油公司。2007年激增的能源价格也推动了排行榜上其他排名靠前的城市的发展，例如科罗拉多州的大章克申、路易斯安那州的Houma-Bayou Cane-Thibodoux、俄克拉菏马州的塔尔萨、路易斯安娜州的拉法叶特以及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 然而，仅仅关注能源行业的聚集地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影响一个城市就业情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房屋危机有多严重。美国中部有一个“理智地带”（zone of sanity），包括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及其周边地区，这些地区尽力避免房地产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赎回危机。 夏尔斯的证据以及我近期和过去的研究都表明，还有其他因素与就业增长有关，即低成本和低税收。例如，华盛顿州肯纳威克的周边地区与同一个州的沿海地区相比，价格要低得多，而当地的居民和企业也能享受低价水力电能。与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东北部地区的高科技中心如圣何塞、波士顿相比，奥斯汀等地有税收和住房费用的优惠，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和北卡罗莱纳州的查普希尔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排行榜上，大学城的表现也不错，尤其是那些既不昂贵又在北美五大湖（Great Lakes）之外的州。尽管大学及其捐赠者都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压力，但是大学仍然能够吸引学生。事实上，今年大学的申请量可谓大丰收，因为新千年的一代人，包括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到了上大学的年纪。近来，大学城已经成为了吸引新企业和退休人员的地方。 具体来说，大学城赢家不仅仅包括知名的地方如奥斯汀和查普希尔，还包括那些知名度不那么高的地方，如乔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的所在地乔治亚州；拥有48000名学生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所在地德克萨斯；西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的所在地西弗吉尼亚州的摩根敦；北达科他州立大学（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的所在地法戈。 很明显，那些民主的州都不在排行榜顶端。除非你到过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和在大城市中排名第六的西雅图，否则你不算到过传统的蓝色州（blue state）——与过去几年不同，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获胜了（蓝色州为支持民主党的州）。 但是，政治变革可能会影响到目前快速发展地区的发展轨迹——而且这种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政策旨在遏制国内的化石燃料生产，这很可能会影响到仍在强劲发展的德克萨斯地区，以及其他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作为经济增长基石的地区。 相反，到目前为止，风能和太阳能行业提供的岗位数量相对较少，而且，由于能源价格低廉，这些地区想要持续发展的话只能依靠华盛顿的援助。但是，如果这些行业能大规模发展并可以盈利的话，在过去几十年里不被看作能源行业聚集地的地区可能会从中获益——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部分地区，尽管德克萨斯州和大平原地区（the Great Plains）似乎也能从这样的发展中获益。 对一些地区来说，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的可能性。这对于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乔治亚州等地来说是尤为关键的，新型飞机目前正在这里组装。近年来，由于一度强势的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代表团及两任布什政府偏爱与德克萨斯州合作，加利福尼亚这样的蓝色州的国防工业渐渐萎缩。 这些天，向奥巴马寻求援助的是大城市的市长以及蓝色州州长。东北部快速发展的地区则相信公共交通、城际铁路线和科学研究能帮助他们的经济快速发展。波士顿在大城市中排名第16位，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医药和科学研究中心，它可能成为联邦政府新一笔支出的受益者。 近来的权力更迭中，最明显的赢家要数华盛顿特区。奥巴马领导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大规模的国债救援计划，使得华盛顿从单纯的政治中心变为实质上的金融中心。让我们拭目以待华盛顿特区及其周边地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在我们的榜单上快速上升。在美国的大都市中，华盛顿是为数不多的拥有强大的公寓市场的地方，而随着求职者不断涌入新罗马，这一市场只会越来越好。 然而，华盛顿是一个特例，因为大多数能从经济危机中获益的地区是那些能负担得起，因此对商业格外友好的地区。同时这对于那些与核心产业紧相关联的地区也是有帮助的，这些行业如能源、农业目前仍相对坚挺，而且随着全球粮食需求的增加，这些行业的前景会更好。 一些地区正在并将继续吸引新的定居者，尽管速度有些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一小部分大都市来说，这样的迁移或许是一件好事，例如在大城市就业增长中排名第七的盐湖城，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卡瑞，它去年在大城市中排名第一，今年排名第八。过去的几年里，这些地区不断出现在我们排行榜的顶端，而且它们渐渐成为尖端技术与制造业的首选场所。 在这些赢家以下的是一些前景看好的地方，这些地方已经以相当体面的方式面对了当下的经济衰退，并且出现了随整体经济一起反弹的迹象。这些地区包括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附近的郊区，长期发展势头良好的爱达荷州的科达伦，以及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能从周边的大城市那儿吸引员工和企业——还有阿拉巴马州的汉斯维尔，这里有大批员工聚集在政府部门及高科技产业。 最后，榜单上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无论大、中、小——都显示了它们如何在艰难时刻生存下来的能力。压力较小的地方政府将会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并吸引新的投资，以使就业增长回复到过去的水平。如果好日子近在眼前了，那么这些地区很可能成为目前国家迫切需要的经济扩张的推进器。 （文章节选自《福布斯》，经过编辑修改。） April 20 奥地利经济学：背离米塞斯才有希望？梁捷 2009-4-18 3:59:22 近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隐隐有转热的趋势。一方面，秋风等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奥地利学派的经典著作，已积累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信心急剧下降。奥地利学派很难准确地给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具体路径，但能有效地解释经济周期、制度变迁等经济问题，在危机期间特别容易受到关注。 从学科外部观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两者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都相信“看不见的手”，都要求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发地调节，甚至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与哈耶克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可在两派信徒看来，两个学派有天壤之别，知识论、方法论和体系结构都截然不同。也许他们最初都从亚当·斯密的思想衍生而出，最终也都回归类似的自由主义的政策结论，但这只是巧合罢了。 以我的经验而言，是否信仰奥地利学派，恐与个人性格有关。乐观主义者更愿意接受能够积极引导、改变社会的有工具主义倾向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因为新古典主义者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运行主要趋势，经济波动只是增长中的小插曲，随着我们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采取合理的政策，经济波动会越来越小，社会福利不断提高。 可悲观主义者不这么看。历史上无数教训都已说明，这次金融危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像幽灵一样，深深附着在经济结构内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经济波动的趋势并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在变小。相反，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社会互动性的增强，经济波动幅度似乎在增大。我们无法想象未来经济生活会越来越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变得更不确定后，经济波动会迫使我们付出更多代价。 奥地利学派根植于德奥传统中，对知识论的研究最为深刻，常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同时奥地利学派又拒绝使用复杂数学工具，不设门槛，吸引了大批学院以外的业余研究者。但钻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多年的沃恩教授指出，奥地利学派虽然拥有思想领袖、学术典籍、研究纲领、众多信徒，但仍缺乏真正统一的研究范式。她说，“从观点表达充分、与新古典主义模式相区分、有着重要不同特征的经济学理论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迄今为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奥地利经济学’。” 这一论点让许多奥地利学派的信徒和研究者深感恼火。但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中，沃恩清晰地指出了诸位奥派宗师思想观念中的分歧。许多分歧并非论述侧重点的不同，根本就是深层逻辑上的死结，不可调和，不可化解。真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者必须直面这些分歧。 下面我们不妨以哈耶克的恩师米塞斯为例加以讨论。在奥地利学派研究者心目中，米塞斯的地位比哈耶克重要得多。不仅由于米塞斯更专注地讨论经济问题，还因为米塞斯以个人之力完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专著《人类行动》，一举构筑了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研究范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米塞斯以康德哲学为榜样，从最基本的人类有趋利避害、有目的的行为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完成了一套“人类行为学”，并把经济学置于这个更宏伟的“人类行为学”之下，还顺便用人类行为学解释了许多社会现象和制度。这项工作当然很伟大，可要命的是，米塞斯的体系逻辑自足，结构封闭，拒绝任何修改或者扩展的可能性。 米塞斯十分强调这一点。作为奥地利学派研究者，要么全面接受米塞斯的体系，用他的分析方法和概念来分析社会经济，要么就不能借用他的任何研究成果。一切试图综合米塞斯与其他研究的努力，都背叛了米塞斯理论，也就违背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米塞斯曾经严肃地表示，任何真实经济现象都不可能否认他的经济理论，因为他的论证都是先验的、由逻辑演绎得出，与真实经验无涉。 这一点与实用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截然相反，令人深思。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从来认为，真实经验高于一切，理论被构造出来的目的就是用于解释世界。当经验与理论不相符时，经验不会错，理论可能错，应当灵活地对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而奥地利学派却宁愿相信不会错的逻辑演绎，不肯修正理论适应经验。虽然后者在经验面有时显得不合时宜，这份固执毕竟令人肃然起敬。 尊敬理论是一回事，应用和发展理论是另一回事。既然米塞斯的理论封闭而自足，后人只有像研读《圣经》一样对他进行注释和解读，那么奥地利学派还有何存在必要？如果要继续发展研究，那么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地背叛米塞斯方法论就不可避免。1974年，也就是米塞斯去世后的一年，众多奥地利学派研究者齐聚美国佛蒙特州的南罗约敦，讨论奥地利学派未来的研究方向。 大家在这次会上达成许多共识，重新概括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特征。而米塞斯晚年两大弟子罗斯巴德与柯兹纳的研究取向最为令人关注。罗斯巴德算是一个“原教旨米塞斯主义者”。他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不需要更多理论创新，只需要更多地应用米塞斯理论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经济，完善两者之间的磨合。主流的新古典主义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越行越远，奥地利学派不必对他们的进展过多关注。 而学院派的柯兹纳却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进一步发展，必须要与新古典主义更多地对话和交流，取长补短。米塞斯相对忽视，而在哈耶克和熊彼特论述中特别重要的“市场过程理论”，在当今经济活动中变得更为重要。新古典经济学也开始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很多最新进展都与奥地利学派的问题意识相重合。奥地利学派不应盲目自闭，而应求同存异，借鉴他人的独到之处。未来的经济学，一定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也不是奥地利经济学，但一定既包含了新古典经济学，也包含了奥地利经济学。 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中不可逾越的高峰。可是柯兹纳认为，奥地利经济学的希望，就在于思考如何背离米塞斯，继续前行。 April 13 两场萧条之对比2009年04月10日 16:28 从世界范围来看，本次经济危机目前并不逊于1929年到1930年期间的“大萧条” 巴瑞·埃肯格林 凯文·欧罗克 许多学者将目前的经济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比较了美国工业产出数据从1929年中旬和2007年末分别开始下滑的情况，得出结论认为，本次的衰退相对缓和。以他惯有的黑色幽默方式，克鲁格曼将此次危机冠名为“半个大萧条”。而在一份描述“四个熊市”——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在1929年－1930 年和2008年－2009年各自下挫情况——的图表上，两大指数曲线下滑的幅度相当，表示美国的股票市场自2007年来的回落和1929年差不多。 这些文章都只将美国的今昔对比，其实是一种误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是全球性的。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美国，那场危机借助国际贸易、跨境资本流动和初级产品价格传导到了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受到不同的影响，美国并不能代表其他所有国家。 此次经济危机的全球性更是展露无遗。早先关于亚洲和欧洲经济与美国经济“脱钩”的说法，已经被证明完全不成立。事实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美国之外的地区危机更加严峻，工业生产、出口贸易和股票价格下落更加猛烈。 克鲁格曼仅仅关注美国，他的研究显示美国的工业产出下滑比“大萧条”时期要缓和。但当我们放眼国际，图1显示过去九个月间工业产出下滑和1929年从峰顶下滑时的幅度相当。这表明了全球范围的比较显然比单单一国更能揭示情况的严峻程度。 同样，美国股市下滑幅度和1929年差不多，但是全球股市的下挫比“大萧条”时期更猛烈。这一情况也有别于那些仅仅侧重美国股市的研究，以及由此得出的股市崩盘情况好于1929年的结论。
另外一个“超越历史”的数据是贸易。全球贸易萎缩也比1929年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历史研究表明，贸易的崩溃大幅加深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所以，从全球范围来看，工业产值、出口和股市三方面，目前的情况即使不比当年的“大萧条”更糟糕，起码也是旗鼓相当。仅仅关注美国将容易让人忽略这一严峻事实。将本次危机冠以“大衰退”的名字，现在看来太过乐观。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萧条。 既然严重程度类似，那么两次危机的政策反应对比如何呢？图表4显示了GDP加权之后的七国央行贴现率平均值。可以看到，两次危机之中，央行都在危机发生五到六个月后才做出反应。但是对此次危机的反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调整前的贴现率水平也低得多。这里主要起作用的，可能只是中央银行家的差别。现在，全球的央行反应都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了。
图表5显示，GDP加权后19国的货币供应总量，相当于2004年全球GDP的一半。此次危机前的货币扩张速度比1925年到1929年间快很多，表示两次危机所处的背景有很大差异。此外，全球货币供应在2008年之后继续加大，而1929年的货币供应先是保持稳定，然后大幅下滑。
图表6是24国财政政策的比较，即财政刺激政策占GDP的比重。现在的数据包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9年和2010年刺激政策的预测值。如图所示，1929年财政赤字扩张幅度有限，而现在的各国政府更愿意为刺激经济背上财政赤字。
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本次经济危机并不逊于1929年到1930年的“大萧条”。仅凭美国的数据容易忽略目前情况的紧迫性。但是，好消息是本次政策反应非常不同。现在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政策能否奏效。■ 作者巴瑞·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与政治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深政策顾问； 凯文·欧罗克（Kevin O’Rourke）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 以上内容来自www.voxeu.org，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谢国忠: 第二次衰退2009年04月13日 13:58:33 2009年初，我曾撰文指出，全球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企稳，并在二季度开始出现熊市反弹。我当时认为，滞胀将是未来几年全球经济的主要特点。现在，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不过，熊市反弹来得比我预期的要早。原因是主要国家的政府已经为投机实施补贴，它们相信，主要的问题是流动性短缺和信心丧失。因此，如果投资者和投机客被拉回“游乐场”，世界经济就将回到良性循环中。但是，我认为，这些举措将导致全球经济在2010年出现第二次衰退。 政府托市“三部曲” 补贴风险确实会推高资产价格，这里，资产主要是指股票。但是，股价上升可以带动经济复苏的美梦是不会成真的。我们目前处于债务泡沫破灭之中。上升的资产价格是通过鼓励借钱去投资和消费来提振经济的。由于目前债务的水平已经很高，人们不会再增加债务去投资和消费。当经济快速复苏的美梦被雨打风吹去，股价也将再次下挫。这将暴露出金融体系更多的问题，并引发全球经济第二次下跌。 政策制定者对他们的刺激计划仍不起作用感到沮丧。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已经花了或者承诺了12万亿美元，来挽救美国的金融体系。2009年，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是1.75万亿美元，但是，实际赤字很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欧洲中央银行、英国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都已经把利率降到历史低位。它们的政府也已经捅下了很高的财政赤字。但是，全球的就业、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都在持续恶化。主要经济体很可能在2009年一季度遭遇了类似2008年四季度那样的收缩。对于2009年全年而言，欧元区、英国和美国将收缩4％－5％，德国和日本则可能收缩7％－8％。 这种全球性经济衰退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很难看到衰退结束之后，世界经济将如何增长。如果历史重演，在眼下如此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政治危机可能爆发。 当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经济快速复苏将会化为泡影。由于陷入绝望，各国政府将试图直接提振资产价格，或者通过刺激观望的投机者重新加入游戏的方式来提振资产价格。由于对政府的行为不明就里，多数人可能认为经济正在趋稳，或者将会立刻反转。毕竟，股价不是经济“晴雨表”吗？有这种想法的人，通常会追涨杀跌。这就是熊市反弹，它将吞没很多精明的投资者。 美国政府试图提振资产价格，是从美联储宣布购买数万亿美元的国债、商业票据和按揭债券开始的。它试图通过盯住按揭利率来稳定资产价格。但是，实行这种政策表明，美联储其实知道房价应该如何走。相对于收入，美国的房价明显被大大高估了。在泡沫破灭之后，房价应该下调了。美联储这么做，就是为了放缓调整的步伐，并且通过制造普遍的通胀而不是听凭房价下跌，来转移调整的阵痛。美联储现在的政策，将会在未来数年里影响美元的走势。 美国政府试图提振资产价格的第二步是“盖特纳计划”，它试图剥离美国问题银行的“有毒资产”。实际上，这项计划就是通过补贴投机而提振“有毒资产”的价格。按照这一“美丽计划”，对“有毒资产”的需求应该会迅速增长。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类资产的价格还没有大幅增长。 为什么？我认为，市场不相信“盖特纳计划”会奏效。因为这项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补贴投机客。如果这项计划继续推进，美国国会可能通过立法，收回参加这项计划的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将之充公。由于担心后果，投机客也不敢接盖特纳递过来的钱。 美国政府试图提振资产价格的第三步，是改变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制定的按市值计价的原则。现在，美国金融机构得到许可，如果它们认为市场失灵，可以不以市值对其资产计价，而是根据其“判断”。也许市场未必能对资产完美定价，但是，谁能做得更好呢？改变按市值计价的原则，就等于允许问题银行不再对坏资产计提损失。这样一来，问题银行的股价就会大幅上升。 不过，银行不破产，难道不是件好事吗？未必。看看日本的例子吧。它的银行本质上没有公布损失，并试图造出资金来重组。日本经济因此失落了十年，没有成功地从资本短缺中解脱出来。仅仅更改会计准则，不会改变银行资本紧缺的事实。这些银行知道它们没有充足的资本，因此，它们不会增加信贷，并试图从现存资产中挤出利润，从而可以重组资本。这会拖延经济复苏。看起来，美国正在复制日本模式。 除了美国制定政策以提振资产价格，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在鼓励它们的银行增加信贷。 “鼓励”是什么意思？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借贷是在平衡风险和收益之后，争取利润最大化。政府鼓励它们放贷，实际上就是向它们施压，降低信贷标准，承担更多风险，却获得同样或者更少的回报。这种政策，实际上是用未来的坏账换取今天的需求。支持这种措施的论调是，如果每家银行都借钱，经济改善，就会减少坏账发生。但是，这种“免费午餐”式的想法，只会通过制造另一个泡沫而收一时之效，却会在未来引发更大的危机。 再次吹大资产泡沫，是全世界苦苦挣扎的投资者翘首以盼的。政策制定者在关注经济走弱和政治稳定之余，正在回应投资者的求救呼喊。这也是我们看到很多出台的政策，纷纷向瘪下去的泡沫充气的原因。现在，这种充气似乎取得了效果，但这种效果长不了。 我认为，2010年，泡沫破灭的速度会超过政府制造泡沫的速度。资产价格很有可能再次下跌。通胀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它将导致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价格下挫。政府债券是最后破灭的泡沫。当这个泡沫遭到挤压，其他的资产价格将会见底。这将使目前政府充入泡沫中的空气释放出来。届时，全球经济会第二次下挫。 通胀还是通缩？ 关于通胀还是通缩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较低的债券收益率表示，投资者普遍认为目前存在通缩。2006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新加坡年会上，我预测2007年出现金融危机，2008年出现经济危机，此后会出现滞胀。虽然滞胀的预测还没有应验，但是，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正在执行的政策，坚定了我的想法——滞胀会困扰全球经济很多年。 从历史经验来看，投资泡沫破灭之后出现通缩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投机泡沫是过度投资造成的。因此，在泡沫产生过程中，会出现产能过剩，因为在泡沫中，需求被夸大了。第二个原因是银行破产和企业减产会增加失业，从而减少需求，并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这种恶性循环，延长了价格向下调整的时间。 有两个原因，使得目前的泡沫破灭后，不会出现持续的通缩。第一个是投机集中在非生产性的资产，例如，房地产和金融产品。 汽车和电子行业是两大全球产能过剩的行业。汽车行业产能过剩已经很久了。不过，这个问题却被信贷泡沫虚增需求所掩盖，因为购买者受到零首付零利率的刺激，频繁换购新车。但是，通缩的压力将随着一两个主要的生产商破产而结束。如果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它们的汽车公司，通缩就会持续。不过，奥巴马政府目前不愿意这么做。 电子行业习惯于通缩了。通常，好的通缩会支持产量增加，产品价格下降。但是，现在的通缩不是好的通缩。全球企业资本支出的大幅削减，已经使IT产品的需求暴跌，从而使得电子行业迅速调整。在没有政府施压的情况下，这个行业正在自行收缩，这个过程将随着产能削减而很快结束。 中国制造业扩张也是产能过剩的来源。十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需求减少，我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会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因为其他国家的厂商会跟随中国厂商的价格。现在情况不同了。制造业的价格是由中国制定的。相对于原材料成本，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已经大幅缩水，其庞大的制造能力不可能维持通缩。例如，钢铁行业四分之三的成本是铁矿石和焦煤这样的原材料。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不可能支持钢铁产品的价格下跌。 其次，破产（特别是银行业的破产）与需求减少之间的恶性循环现在也不同了。事实上，各国政府和央行正在救援世界上的每一家银行。它们给企业贷款，使其保持运营。目前的情形预示着全球经济将会很快触底。不过，全球经济还会在2010年第二次下跌。 虽然需求目前较弱，但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工会要求提薪会导致通胀再次降临，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情形。 大宗商品价格上扬的趋势已经明显，这是因为投资者害怕货币供给过度扩张，想要寻找安全港。尽管需求减少，原油价格又重新站在每桶50美元的点位，表明太多的钱流向了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后者购买了原油。鉴于央行在不停地发行纸币，越来越多的资金将流向大宗商品。 我一直相信，工会主要是靠需求驱动的。在繁荣时期，工会力量偏弱，因为经济繁荣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当艰难时期到来，更多的人开始支持工会活动。在经济停滞期，特别是滞胀期，如果没有工会力量的干预，每个工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发生的全国性大罢工就是先兆。 除了2010年经济第二次下挫和未来出现滞胀，我还想评论一下熊市反弹的特征。在一个持续多年的熊市里，股市时常出现较大反弹。这些反弹的幅度，可能从底部上涨40％。显然，这样的熊市反弹令人垂涎。投资者很难做到只观望、不入市。 我不是反对在熊市反弹中挣钱。但是，必须记住，熊市反弹是零和游戏，甚至还是负和游戏。在每一次反弹后，市场可能会跌得更狠。一个人的利润其实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在熊市反弹中投资，把握时机是最重要的。早进早出是最基本的原则。最有害的是追涨杀跌。当市场反弹了30％，就不要追涨杀跌了，这对你的金融资产健康非常不利。 最近一次结构性熊市反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并持续了十年。投资者能在这十年来只观望不投资实在太难。毕竟，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这也就是为什么结构性熊市反弹会吞没越来越多的人。后跳进去的人是更有耐心和更精明的人。最后赔钱的投资者IQ可能超过200。我想，可能要到沃伦巴菲特也开始赔钱，这场熊市才会结束。 Andy XIE: Double Dipping in 201004-13 17:24 Asset prices have started to climb again, but their rise stems from a bear-market bounce, opening the door for a second global dip in 2010. By Andy Xie, guest economist to Caijing and board member of Rosetta Stone Advisors (Caijing Magazine) At the beginning of 2009, I wrote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would stabilize in the second half, and a bear market rally could start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9. I thought that stagflation would be the dominant trend for the next few years. I am still sticking to my story. The bear market rally began earlier than I expected. The reason was that major governments have been introducing subsidies for speculation. They believe that the main problems are liquidity and confidence. Hence, if investors or speculators are brought back in the game, the world economy could return to a virtuous cycle again. I think that this type of approach could lead to a second dip in 2010. Subsidizing risk taking does inflate asset prices – mainly stocks for now. However, the hope that rising stock prices will lead to economic revival will not be fulfilled.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debt bubble bursting. Rising asset prices lift the economy through boosting borrowing for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s the current levels of indebtedness are already too high, we won’t see rising debt demand for consumption or investment. When the dream of a quick economic recovery is dashed, stock prices will slump again, which could expose more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rigger a second dip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boom-burst cycle has occurred frequently in history (see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by Charles Kindleburger). But a synchronized global one is rare. The last crisis comparable to the current one was the boom-burst of 1920s and 30s. A synchronized global cycle requires trade and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 to be large. A synchronized global burst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because devaluation and export promotion no longer work. East Asia came back this way from its banking crisis 10 years ago, but it won’t work this time around. Policymakers are frustrated that their stimuli are not working so far.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have spent or committed US$ 12 trillion to bail out the American financial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budgeted fiscal deficit for 2009 is US$ 1.75 trillion, 12 percent of its GDP, but will probably surpass US$ 2 trillion. ECB,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Bank of Japan have all cut interest rates to historical lows. Their governments are already running high fiscal deficits, but employment,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consumer confidence continue to deteriorate around the world. It’s likely that major economies suffered contractions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09 similar to the ones they experienced in the last quarter of 2008. For the whole year of 2009, the euro zone, the UK, and the U.S. may contract by 4 to 5 percent. Germany and Japan could contract by 7 to 8 percent. This sort of global economic collapse is unprecedented. Moreover,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 world will grow again when the collapse is over. Out of desperation, governments are trying to support asset prices either directly or incentivizing reluctant speculators to play. Without understanding what governments are doing, most people think that things are either getting better or will soon. After all, shouldn’t stock prices tell us about the future? This positive thinking is leading many to chase the market. This is a bear rally that will swallow many smart investors. This phase of government-targeted asset prices began with the Fed announcing it would buy up to US$ 1.15 trillion of Treasuries, and commercial and mortgage papers. Its goal is to stabilize property prices. However, this sort of policy necessitates the Fed know what property prices should be. U.S. property prices were 100 percent overvalued relative to income. After the bubble burst, they should go down. What the Fed is doing is to shift a big chunk of the adjustment through general inflation rather than property price decline. This will impact the dollar for years to come. The second part came with Timothy Geithner’s plan for stripping toxic assets from troubled banks. Hank Paulson, Geithner’s predecessor, wanted to focus on stripping the bad assets off the banks too. His plan didn’t fly because the market prices for the bad assets were too low for the banks to survive. Most banks have questionable assets worth more than twice their equity capital. As these assets are trading at 30 cents on the dollar, if the toxic assets are sold at market price, the banks will be bankrupt. This is why Hank Paulson shifted to injecting money directly into the banks first. The hope was that it would stabi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oxic asset prices would rise sufficiently for the banks to survive. This hasn’t happened. The Geithner Plan tries to boost the prices of toxic assets by subsidizing speculation. The centerpiece of the plan was offering government-guaranteed six-to-one leverage. The current toxic asset price, 30 cents on the dollar, reflects the expected return on the bad asset. It is equivalent to a 70 percent chance of bankruptcy and a total wash for creditors, and a 30 percent chance of survival for the borrowers that support the assets. Under the Geithner Plan, an investor that puts down one dollar can buy seven dollars worth of toxic assets, meaning he could buy US$ 23.3 of toxic assets. There is a 30 percent chance that the investor gets US$ 23.3, which would give him or her an income of US$ 16.3, after paying off US$ 6 of debt. There is a 70 percent chance that he or she loses everything. Hence, the expected income for the US$ 1 investment is US$ 16.3 times 0.3, or US$ 4.9. This plan should have boosted demand for toxic assets tremendously. Indeed, based on the simple example above, investors should be willing to pay more than twice the current price. This would save the banks. Investors would reap rewards from the 30 percent of performing asset they bought and leave the 70 percent of non-performing ones to the taxpayers, meaning that this “beautiful plan” works by robbing taxpayers. But the prices for toxic assets have not risen that much. Why? The market doesn’t think that the plan can work. Public opinion may torpedo it before it goes into action, and if it goes ahead, Congress may pass retroactive laws to confiscate the profits from the investors who participate in this scheme. Essentially, the Geithner Plan is giving speculators free money, but they are not taking it because they are terrified of the consequences. The third piece is changing the mark-to-market rule. The U.S.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has changed its rule for accounting asset value. It now allow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value their assets according to their judgment rather than market price if they think that the market isn’t working. The market may not value asset prices perfectly, but who could do better? This rule change is to allow the banks in trouble to stop reporting losses from asset quality deterioration. After this revision, the share prices of troubled banks rose sharply. The market was not just reacting to a superficial change. If banks can name their price for the assets on their books, they don’t have to raise capital to stay in business. This means that they might make enough money over time to recapitalize. Hence, bankruptcy risk lessens. The increased survival chance has boosted their share prices. Isn’t it good that banks aren’t going bust? Not necessarily. Look at what happened in Japan. Its banks essentially didn’t report their losses and tried to make money to recapitalize. It kept the economy down for ten years without alleviating the capital shortfall. Changing the accounting rules doesn’t alter reality. These banks know they don’t have enough capital. Hence, they won’t increase lending and will try to milk their existing assets for profits to recapitalize. They will be a drag on the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The U.S. seems to be copying Japan. In addition to U.S. policies for targeting asset prices, most other major economies are encouraging their banks to lend. What does “encouraging” mean? Banks normally lend to maximize profits by balancing risk and reward. When governments encourage them to lend, it really means pressuring banks to lower standards, i.e., taking on more risk for the same or less reward. In effect, these policies trade future non-performing loans for boosted demand today. The argument in favor such an approach is that, if every bank lends, the economy improves, which decreases non-performing assets. This sort of free lunch thinking works temporarily by inflating another bubble. Of course, it will create a bigger mess in future. I think leakage will start to overwhelm these attempts to re-inflate the bubble. Another major dip in asset prices is likely. Further, I think that inflation will become a problem, which could cause Treasuries and other government bonds to lose value. Government bonds are the last bubble to burst. Other asset prices will bottom when this bubble deflates. This force could reverse all the air that governments are putting in now. I have argued above for a second dip in 2010 and stagflation beyond. I want to add some comments on the nature of bear market rallies. In a structural bear market that lasts for years, stock markets can have big bounces from time to time. These bounces can be as big as 40 percent from bottom to top. Obviously, rallies of such size are mouthwatering. It is difficult for investors to stay on the sideline. I am not against playing such bear rallies, but one must remember that bear rallies are at best zero-sum games and often negative-sum games. One’s profit is someone else’s loss. Timing is everything in playing bear bounces. Getting in and out early 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The most harmful behavior is chasing. The last structural bear market happened in the 1970s and lasted for ten years. It is obviously difficult for investors to stay on the sideline for a decade. After all, how long does one live? This is why a structural bear market swallows more and more people through such rallies. The ones that jump in later tend to be more patient and probably smarter. I am afraid that the current bear market won’t end until it brings down Warren Buffett. April 12 经济波动是公害还是常态？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09年04月13日 梁捷／文 很多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如此介绍：宏观经济学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出版《通论》后兴起的分支，主要研究两个根本性问题，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前者是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公害，是大家都要尽力清除的现象。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学家还是没能彻底搞清楚经济增长的动因。经济危机再次降临，也再次破灭了学者试图消除经济波动的迷梦。 虽然每年都会产生数量惊人的宏观经济研究论文，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对宏观经济本质的了解仍然肤浅和矛盾。学者们在方法论层面莫衷一是，从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在此背景下，阅读斯诺登的名著《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了解宏观经济学思想从发韧到如今的观念分歧，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宏观经济学始终围绕凯恩斯的思想展开。凯恩斯是一座界碑，后来者不是顺着凯恩斯指出的方向继续向前，就是朝着反方向而去，却都离不开这个参照路标。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可以分成两大流派：一支是新凯恩斯主义；一支是新古典主义，又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方法论基础。前者从经验出发，归纳总结当下经济的背后逻辑；后者则从逻辑出发，试图从简单假设中演绎出复杂现实。 经济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一股公理化浪潮。阿罗与德布鲁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许多学者据此认定，宏观经济学也应该重建微观基础，使它能与微观经济学完美对接，一同构筑系统性的经济学框架，变成真正的科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即在这个背景下逐渐兴起。 经过几代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努力，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日臻完善，已经能够为货币功能、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作出解释，为“看不见的手”作出有力辩护。与之相比，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始终未能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微观基础，也不能同发展迅猛的微观经济学相互衔接，恐有空中楼阁之虞。 然而，有一个重要领域，却被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占了上风：失业。凯恩斯理论为大规模失业的现状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解释，如工资刚性、菜单成本、内部人歧视等，都已为实证研究所证实。而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框架中，坚持“看不见的手”会协调各个市场出清，由于搜寻等原因导致的临时失业总会被消除，这一点却未能获得实证研究的支持。 因此，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大学教学中极受欢迎，但是，在实际政策研究时，它还不能完全压倒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范式。两套话语已经暗暗较劲了许多年。本轮经济危机降临，表面看来，对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打击更大，因为它很难有效解释宏观经济何以如此严重地偏离均衡。但是，这一派学者也可能这样看问题，逻辑推演永远不会错，如“一加一等于二”一般。问题只可能出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前提假设上。偏离了这个假设，就已不再属于经济学家所应关心的领域了。 好在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不会这样撇清干系。宏观经济学者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和解释宏观经济，而非画地为牢，圈起一块自娱自乐的理论小天地。故而本书作者没有一味沉溺于新、旧凯恩斯主义与真实经济周期两大学派之间的恩恩怨怨。他力图在更宽广的思想传统中，把握宏观经济系的发展动态。奥地利学派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作者的视野。 与奥地利学派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歧，大概只好算是兄弟之争、内部矛盾。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是完全另一套观念。奥派根本就反对均衡概念，强调要把宏观经济视做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过程。当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还将宏观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保持增长、消除波动时，奥派学者干脆认为，经济周期才是经济活动的常态，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推动，绝不可能消除。经济增长是经济运行中的特例，只是一轮一轮周期性繁荣的特定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和研究手段的进步，经济学者中很容易出现“致命自负”的现象，认为能够解决经济中的盲目行动，也可以将创新转换为“研究与开发”，使之日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可是，熊彼特早就指出，被规范化的创新便已不是创新。那些几乎没有风险的“创新者”，如那些用复杂衍生产品拖垮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身上又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正是这些精神的匮乏，使得宏观经济失去活力，不知不觉陷入泥淖之中。 本书作者并不想引导我们追逐宏观经济学的前沿进展，这才能充分注意到各个学派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我们读书也应时时反思，经济思想发展与经济发展一样，不可能单向度地进步，只能在辩论和竞争中循环反复，默默深化。■ 《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9年第7期“本刊4月荐书”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岛 《钱阿姨》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09年04月13日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北岛/文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落脚到我家当保姆。那时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体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搞卫生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经满地跑了。 （一） 1957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她一气之下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不和，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了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涨过，每月总共239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16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蹦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365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早就像弹簧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逃离。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屈尊就驾的言外之意。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接她的扬州来信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可候选人不是农村户口，就是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二）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可疑，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在变形的工人农民代表的焦灼注视下，过路人全都跟贼似的，六神无主。可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飘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 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搭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式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一阵她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背语录——她的困难是不识字，扬州话还绕口。那年钱阿姨43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惟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三） 1969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弟弟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1970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还有老年斑，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作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作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不足，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在家闲得无事，她心里不踏实，花了120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阴错阳差，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出闲话，正监督劳动的父亲陈述难言之隐。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我们家最终未实现给她养老送终的承诺。 （四） 1982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的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70元）。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April 02 中国收入不平等有多严重？
2009/04/01 18:22:19 王志浩 中国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上海的街头，似乎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外乡的少年，在红绿灯的间隙，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向宝马、奥迪兜售小商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桥洞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首都，这是司空见惯的景象。而在上海，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他们的存在仍然令人记起，还有8,000万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景况下，可想而知，他们的生计将更加艰难。 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用于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实际基尼系数可能还要高过这个数字，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拉美国际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胡温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并一直致力于通过刺激农村地区的内需来扭转这种失衡局面。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我们将介绍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争论。 没有“过去的好日子”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真是这样吗？在那个时代，农村家庭通过参加集体化农业劳动，根据对集体的贡献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应收益。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中国南北气候土地差异很大，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的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低。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农副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穷。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或6倍。 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后的变化 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的实行意味着，资本、技能、一个好的创意、或者有能力获得某个执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个人收入。没有这些条件的人日子不太好过，特别是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 在准市场经济中崛起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得以增长，未能适应新形势的国企职工的工资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随着整体收入增长而被拉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图中数据来源于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Dwayne Benjamin与其合着者的估算（参见‘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与 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着，2005年7月）， 他们的研究显示，1987-2001年期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的、擅长务农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情况自然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时，农民工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农产品价格上涨使所有农民受益（同样90年代末，粮食价格下降也伤害了所有农民的利益）。 世界银行的学者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参见 ‘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这之后，减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保持平缓态势（见图2）。1987年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例降至7%。但90年代后半段开始又出现了反复，2001年家庭收入不足平均收入一半的农村家庭所占比例又上升到11%（见图4）。黄亚声指出，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开始超过了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的增幅非常有限。根据Benjamin 等人的数据，1987年农村地区基尼系数（衡量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为0.32 ，到2001上升到0.37。 城乡之间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变化？图3显示了中国总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状况。1987年到2001年，整体基尼系数由0.37上升到0.44。但是，这些数字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争议较大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收入指标中应包括哪些内容──仅包括工资性收入，还是也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是否需要考虑生活成本的不同？城镇地区生活成本高，无疑会侵蚀一部分城镇职工的收入。另一个问题是数据本身。由于数据敏感性等原因，国家统计局并不公布所有采集到的家庭收入数据。而且，即便是发布出来的数据，收入水平高的人可能倾向于低报收入，以免惹来税务官的注意，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低报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近些年，随着城市扩张，大量的“农村”地区划归入城市或城镇。在这一进程中，距离城镇较近的农民（他们相对富裕）被“农转非”为城镇人口。由于农村人口样本中较富裕的群体转出，农村地区平均收入下降，城乡收入比因而上升，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Benjamin与其合着者将城乡家庭分类保持不变，重新估算了城乡收入比，结果发现，1987-2001年以后， 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增加很多。 当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 Benjamin与其合着者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出现在城市人口之间和农村人口之间，而不是城乡之间。一方面，部分沿海农村与内陆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农民非常富裕，农业经营繁荣（至少在80年代），农民家庭通过较早进城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的情况要差很多，部分地区非常贫穷。 第二类不平等的程度要高一些，即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上文提及的各种市场力量作用下，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据Benjamin对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现阶段，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 我们将具体情况绘制在图5 中。换句话说，工资决定着你是贫穷还是富裕──而工资又更多地取决于你所受的教育水平、社会关系网络、机会等因素。农村地区也体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42%，占农村收入差距的44%。另一方面，来自农业劳动的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但仅占收入差距的6%。也就是说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是否有经营性收入，对其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经营项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 占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29%（见图6）。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还存在其他难题。在谈论收入差距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和意义之前，我们先来看西澳大学的Terry Sicular做出的发现（参见‘How large is China’s urban-rural gap?’, Terry Sicular, Yue Ximing, Bjorn Gustafsson, Li Shi，2007），他们指出官方收入差距统计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官方收入统计没有包括城镇家庭获得的住房补贴，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价值。这一项应该是包括的，因为农村地区很少有类似补贴。加上住房类补贴的话，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们的现金收入所揭示的。 2. 只有城镇居民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也应纳入到城市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加入这一点的话，也能够体现城镇家庭收入高于实际。不过随着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推广和改进，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改变。 3. 现有口径没有考虑生活成本的差异，这一点也应该有所体现。月入4000元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可称得上是高收入，但在任何一个大城市，这样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某研究发现，城市物价水平较农村高出35-40%（但对这一说法有争议） 4. 农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调查官方样本之外，这意味着城镇家庭收入有所夸大，农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Sicular等人指出，国家统计局城镇收入调查的样本设计包含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实际数据采集中，可能忽略了建筑工地或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后者可能也从未做城镇暂住人口登记。某调研显示，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农民工，而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低60%（但比农村居民高出40%）。统计数据中忽略农民工意味着估算出的城镇家庭平均工资可能高于实际。同时，农调队在进行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时，可能再次将不在家的农民工排除在外，并且，农民工家庭可能不会如实报告全部汇回收入。综合下来，农村家庭收入统计可能低报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
Sicular教授和他的同事对以上问题中的三项进行了调整（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未能对城市公共服务和养老金进行调整）。通过分析调整后的数据，他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官方数据揭示的那么大（他们的结果显示在表1中）。他们发现，1995-2002年期间，城乡收入之比稳定在2.24-2.27倍之间，而不是像官方数据所体现的超过3倍。 他们还发现，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仅占到25%，与Benjamin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但贫富差距仍较大幅度地高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后者在1.3-1.8之间，但也表明，至少贫富差距没有继续恶化。 （作者王志浩博士(Stephen Green)是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本文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渣打银行保留该报告版权。） March 25 周小川：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
关于储蓄和消费行为规律，至今经济学和统计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解释。随着金融危机不断蔓延，近期各界对危机原因的讨论升温，部分观点将东亚和产油国较高的储蓄率视为全球失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储蓄的因素，分析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简要介绍了中国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本文主要观点已在2009年2月10日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做了探讨。 一、影响储蓄率的因素 本文所指的储蓄是广义概念，包括狭义的国内储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及外汇储备。目前，尚无充分可信的学术研究说明储蓄率高低与特定因素，如以人均GDP衡量的富裕程度、汇率、金融媒介和资本市场发育程度、民族传统、人口结构、社会保障的优劣等相关。汇率与储蓄率在统计上存在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且统计检验不显著，似乎不能仅靠调整汇率来调整储蓄率。 分析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各国政策选择时无法回避的，只有弄清导致高储蓄率的因素及权重，才能找到有效的调整工具。 二、东亚国家和产油国储蓄率高有多重原因 东亚国家储蓄率偏高有多重原因：一是民族传统。东亚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崇尚节俭、自律、提倡克制、中庸（低调）、反对奢华等传统。二是文化因素。可能需从大量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中找出文化差异。与东亚相似，拉美国家并不富裕但储蓄率也并不高，因为居民拿到工资后很快就消费光了，其中就有文化因素。三是家庭结构。东亚家庭结构紧密，社会对家庭依赖程度高，家庭承担着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大量社会责任。四是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从弗兰克×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考察，壮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增加，会使个人储蓄增加以备将来养老、医疗之需；从经济增长阶段考察，经济非同寻常的高速增长将使多数增加的收入转为储蓄，导致储蓄率高于正常比例。中国正好符合上述条件，储蓄率高不难理解。日美两国对比也可说明上述因素的作用。日美均属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社会保障体系各有缺陷，但日本储蓄率远高于美国，主要因为其在社会文化、家庭观念、人口结构等方面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十分相似。 社保体系不完善导致储蓄率高逻辑上正确，但并无太多实证支持，且该观点以理性人为假定，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时，人会通过增加储蓄预防未来医疗、养老等需求，但实际上不一定成立。 产油国高储蓄率也有客观成因。产油国禀赋特殊，地下埋藏的石油财富远超出正常消费需要，必然以储蓄方式积累下来。 经济学初级教科书从供需和价格开始，使人们容易联想是某一价格，如汇率和利率，在左右储蓄和消费选择。但事实上储蓄率高低还与多种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名义汇率调整可以大幅改变储蓄率。民族传统、文化、家庭结构、人口、社会保障体制等都非短期内能够改变，即使政策有效也需长时间显效。 三、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储蓄率的影响 GDP中的储蓄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当总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而对外投资又不足时，余者就会转化为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储蓄率与贸易不平衡问题从1997年后逐渐突出，对其分析需从亚洲金融危机对其经济行为和储蓄率的变化入手。 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危机前后，对冲基金肆意投机，短期先资本大量涌入后急剧逆转，使东亚各国经济雪上加霜。东亚人民受到惊吓，并对这类投机行为充满痛恨。危机后，不乏观点认为缺乏管制的掠夺性投机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并希望国际社会加以必要监管，但部分国家出于种种考虑不主张监管掠夺性投机资金，也不认为需调整监管框架，相关国际组织也未能承担对资本异常流动的监管责任，迫使东亚各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 东亚国家储蓄率和经常项目顺差提高也是国际组织救助方案的自然结果。在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危机过程中，国际组织对本应加强管理的国际投机资本不置可否，对救助附加过多严格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实施财政和货币紧缩、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东亚国家十余年来吸取了教训，增加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东亚国家自身在经济发展模式、外债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也有不足。危机后，各国大举改革了企业和金融机构，同时完善社保体系，改革教育卫生制度，只是上述措施并非短期能够见效。 四、中国能否有效地调整储蓄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危机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推进，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力度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且以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明显上升为突出特点。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企业不再直接负担上述支出，但社保体系并未有效建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2005年以来中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其综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储蓄率，但对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弹性、具体调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 五、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美国家庭储蓄率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长期维持在7-10％；二是1997年后，伴随着“双赤字”特别是贸易赤字显著上升，储蓄率显著下降。有观点认为，这是90年代中期后各方对美经济“过度乐观”（Euphoria）所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经济滑入下行轨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欧洲经济也因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敌，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对其形成挑战的是东亚模式，但1997年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近年来，尽管美国经济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冲击，但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恢复能力，致使市场对其“过度乐观”。这种观点显著影响着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由于此次危机规模空前，预期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危机后会出现较大调整。 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六、储蓄率调整的可能选择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当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机应对和调整中，中国通过扩大消费内需丰富经济增长动力，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增加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本次危机表明，需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时，国际救援措施应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东亚国家储蓄率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效，产油国高储蓄率在油价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因此全球储蓄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为使储蓄合理流动，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可以考虑将储蓄盈余更多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它们是未来全球经济的高成长点，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的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据IMF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因此，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外，国际社会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完） 上网时间:2009-3-24 16:46:00 March 18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专访索罗斯《财经》驻纽约记者 叶伟强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09年03月16日 “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 2008年下半年开始深化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仍不断地突破人们的预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发展演变，以至于传统主流经济理论哑然，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亦遭受挑战。 拉响警笛者并非没有，甚至数年前开始做空的人也并非寥寥——在众人仍对次贷危机不以为意的时候，就已有对大危机的预警——只是都在当年那热得发烫的气场中被轻易地蒸发掉了。 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2005年就开始高呼“狼来了”。刻薄的人们嘲笑道，“一只坏了的钟，一天也有两次是准的”。索罗斯固然有过“狙击”英镑、墨西哥比索和泰铢的辉煌，却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沉痛铩羽。只不过，这一次他又赢了。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判断。 2008年1月23日，索罗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60年来最糟的市场危机”，称“当前的（次贷）危机标志了，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上进行的信贷扩张，走到了终点……这次危机，是一场超级繁荣经历过60多年以后的盛极而衰”。 79岁的索罗斯，至今仍是金融领域的风云人物，其投资策略仍被许多投资者视为经典。而他的公众形象，则颇为复杂。 ——他是“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美国《华尔街日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更怒斥其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 ——与投资家的身份相比，他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份的曝光率或许稍低。他创立或参与创立的数家基金会，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公民社会成长。 ——他是最早表态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一。不无巧合的是，次贷危机以来，他的见解和建言都体现在后来的政府政策中。 2008年以来，索罗斯多次发表关于危机见解的文章。9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开始酝酿用政府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他就撰文说“别给保尔森开空白支票”；10月初，美国国会仍在为前“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争论不休时，他旗帜鲜明地主张给银行注资。10月下旬，《财经》专访索罗斯时，保尔森已经一改初衷转而采取注资的方式。 此后，美国政府的做法似乎都“遵从”了他的意见。比如，10月28日，索罗斯撰文呼吁美国引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救援行动，次日，美联储就宣布为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四国央行提供各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今年1月，盛传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集合银行”统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索罗斯称这种做法“不会发现价格，而会扭曲价格”，后来财长盖特纳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里果然没有“集合银行”的踪影。 索罗斯或许只是众多为政府建言的人之一，但这位“中标率”颇高的建言者，其见解或许值得一听再听。2009年3月11日，在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支离破碎、金融机构国有化如箭在弦之际，《财经》记者再访索罗斯。 采访在纽约曼哈顿区七大道888号32层索罗斯基金办公室进行。索罗斯一袭黑西服，雪白的衬衫和齐整的领带，标准的华尔街装束。采访过程中，他不断把玩记者的名片——在这位叱咤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身上，看不到丝毫架子，感觉不到压力，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犀利。 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头发尽染银霜，眼角爬满皱纹，却难掩其蓝灰色眼睛顾盼之间的熠熠神采，以及偶尔的微笑中流露的天真和狡黠。 “我笑不出来，因为现在形势很严峻。”拍照时，索罗斯说。 “超级大泡沫” 《财经》：你曾经多次成功地预见金融危机并从中获益。你是怎么做到的？ 索罗斯：我自己发展的一套理论，或称一种哲学，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同一般的。可能是这种观点，使我能够在泡沫生成的时候就把它们辨别出来。 通行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是能够充分、准确地反映所有的可得信息，我的理论却不是这样。其中包含两个假说，其一，市场总是扭曲可得信息。因为市场是投资于未来的，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市场总会有一些偏见，产生与现实不符的扭曲。其二，金融产品的错误定价，总能影响或改变那些价格本来应该反映的基本面。 市场和基本现实之间这种双向的联系，意味着市场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同时也主动地“影响”现实。我称之为“反射性原理”（principle of reflexibility）。泡沫的产生，首先要有一种主导了现实的趋势，然后要有对这种趋势的错误概念，而这二者之间反射性地相互加强的结果，就会导致泡沫，泡沫变得不可持续就终将破裂。这不是“反射性”的惟一形式，但这是一种非常剧烈的形式。 《财经》：具体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呢？ 索罗斯：这场危机恰恰证明了有效市场假说的谬误。我认为，美国房市泡沫一开始只是常规性的小泡沫，但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温床般的条件下慢慢长成，就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这次危机不同于80年代以来的那几次；那几次只不过是都被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而这又强化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能够自我纠正”这一错误概念。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干预纠正的，不是市场自我纠正。 这一次泡沫鼓得太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市场，其实就是“市场危机-政府拯救-再危机-再拯救”的过程；市场相信政府的拯救能力，政府对许多问题听之任之。在这套游戏规则下，许多小泡沫累积、演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政府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施以援手了，危机就完全失控。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金融泡沫从此破灭，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新旧”银行 《财经》：在拯救金融体系的问题上，虽然争议存在已久，而且还会持续，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索罗斯：所谓“国有化”，其实是贴了个错误的标签，用“资本结构调整”（recapitalization）的说法会好一些。实际情况是，银行资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门又不愿重置这些资本，政府就必须顶上。政府在雷曼兄弟这件事上不这么干，结果金融体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头之后，政府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所以开始“人为地”维系它们的生命。但仅仅让它们“活着”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们注资，让它们能够逐渐恢复活力。私人部门现在没有注资意愿，政府就得这么做。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银行系统担保，因而都面临着资本外流，走入一场比美国还要糟糕的危机。 《财经》：国有化，或称“资本结构调整”，既然是必要的，为何还有许多障碍？ 索罗斯：现在的情况好像是，政府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对银行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贷。他们现在做的只是防止银行倒闭，而不是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这里面有政治上的决策，而且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反对银行国有化的情绪。因此，“国有化银行”会遭到非常强的抵抗。 《财经》：如果“国有化”不可避免，技术上如何操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并使可能的负面效应最小化？ 索罗斯：我主张把银行现有的资产做一个分离。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就用现有的资本承担这部分损失。然后对银行未来开展的新业务注入新的资本，也就是把旧业务和新业务剥离开来。在银行内建立起一个干净的“新银行”，不会因为原来那些“有毒”资产贬值就遭侵蚀，然后把新的资本注入这个“新银行”，可以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资。这个“新银行”就会有充足的资本，也就会很愿意进行放贷。这样，经济才能得到重启。 目前政府正在检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即所谓“压力测试”，这会持续到4月底。然后就得决定，对每家银行采取什么措施。在这件事情上，速度很重要。 《财经》：你说的是在同一家银行内部成立一个“新银行”和一个“旧银行”。也有许多人建议成立专门的“债务银行”，持有从金融机构中剥离出的“有毒”资产，你对此怎么看？ 索罗斯：1994年用过这种方法，但用于今天的情形效果不会好。当年的存贷款危机之后，人们设立了一家独立的“坏银行”，处置了所有的不良资产。当时行得通，是因为资产数额相对较小。但现在问题太大了，不可能重走老路。 首先，现有这些银行是旧业务的最佳接管人，它们明白做什么、怎么做是最好的。 其次，可以避免给“有毒”资产估值的难题。如果拆分出“坏银行”并把资产拿来拍卖，你就得估值。但如果只是把这些资产存在银行里，用银行的资本、股权、次级债务来覆盖这些资产，就可以慢慢等，让这些资产逐步得到清算。“有毒”资产有可能还会恢复一部分价值，特别是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所说的“旧银行”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并非一个实体，它只是一种清算资产的方式，而不再涉及更多的银行业务。把有贬值压力的资产都“另装一个口袋”，以免它们对其他业务产生严重影响。“旧银行”针对的是过去的业务，所有的新业务都由那个“新银行”来处理。“新银行”，“旧银行”，其实是一个整体；“旧银行”完成使命的时候，也就成了“新银行”。 《财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化”的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享有对银行更具决定性的控制权，以便进一步推进。你认为呢？ 索罗斯：国有化的安排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一旦危机结束，出现银行开始放贷、经济开始增长的迹象，银行就必须重新以商业原则为本来经营，不再受政府的影响。在所谓的“国有”期间，政府不能对经营决策有控制权。它应该是监管，包括监管可用信贷的总量，而不是作出经济决定。 《财经》：就是说，政府要尽早退出？退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索罗斯：对。政府要准备尽早退出。政府退出之时，就是压缩信贷规模之日。 现在信用崩塌，是非常时期。要回到正常状态的话，不可能走一条简单的路。现在必须用政府信用来置换私人信用，实际上就是创造货币，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当市场上的信用恢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很大规模的货币，危险就一下子从通缩变成了通胀，就得收缩货币供给，而收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做到信贷能有所增长。这个操作相当微妙，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们目前还在第一阶段，他们还没有成功。 《财经》：你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何评价？ 索罗斯：这个计划肯定是有助于缓和经济的下滑，不过，它也只是刚刚开始，还是需要对银行注资，并使房市稳定下来。有必要通过降低房产的止赎、对按揭做出新的安排，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购房按揭贷款，能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减少房产被强行出售的事情发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其他国家做些事情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上是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甚于美国。美国政府还享有最高的信用度，发行的债券大家都愿意买。但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没有这种为银行系统作担保的手段了。我们应该为它们提供，贷款也好，预备资金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让它们能够保护本国的银行系统，就像我们保护自己的一样。 它们的很多银行实际上都是欧美跨国银行的子公司，这些银行正在撤回自己的资金。这些国家面临着贷款即将到期的现实，却不能融得资金来偿还；它们的危机还要继续恶化。我们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些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美国和中国现在显然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当协力合作。 “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 《财经》：对于这场危机的演进，你能否再做个预测？ 索罗斯：中国的情况最好，而且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预计今年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刺激计划，如果还不够，我想他们还会提高金额。因为他们有这么做的能力，而且也明白大家有什么期待。你不能指望出口增长，因为外需不再，只能刺激内需，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内需，这也会对国内消费需求起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若能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其他国家也提供信贷，那么其他国家也能用来刺激自己的内需，从而为中国的出口重新打开市场。要走出这场危机，中国比美国和欧洲的处境都要好。 《财经》：你认为中国现在出台的刺激计划是否足够好？ 索罗斯：你们很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光刺激GDP增长，比起创造就业当然容易得多。出口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基建工程更多是资本密集型，因此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中国必须考虑怎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是发展乡村，还是扩展新城市？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任务。 但中国最大的任务，还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认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要有更多更强的声音，所以我今年6月要去中国。那时，对整个形势也应该会有更好的体会和判断。 《财经》：那么，欧美经济呢？2010年能够恢复吗？ 索罗斯：恢复不到过去。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对于美国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都需要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国际金融体系。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所有国家都应该出一把力，因为如果全球化破裂，每个人都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但现在破裂的可能性很大。要维系它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必须调整、更换那些坏掉的部分。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就必须有全球性的监管，但我们没有。现在的监管都还是国家层面的。所以，必须增强现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力量，这是眼前要做的事。■ 纪念雷锋同志 2009从雷锋现象看信仰的确立与力行——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46周年 韩德强
3月5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雷锋纪念日，乌有之乡请到了北航的韩德强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顿关于“雷锋精神”的精神大餐！韩老师从以下八个方面给我们做了详细阐述。 一、从雷锋身世看新中国60年的意义 雷锋三岁时贫病交加父亲去世，七岁母亲被地主逼死，就此成了孤儿，身世极为悲惨！是社会的最底层，最渴望能够翻身得解放！而新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她创造了这样一个：“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的社会，而这是一个比太平盛世更高远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具有至高的道义力量！这个社会给了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公平和正义！ 新中国对旧社会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她摧毁了三座大山，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掠夺，实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生产力得到最大解放。而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之类所说的“大锅饭养懒汉”、没有生产积极性之类的话语，完全是站在“寄生虫”、管理者的立场看的，但实际情况是49年后的中国是劳动者最具有积极性的时代，是生产力得到最大解放的时代！ 新中国的另一个大成果就是实现了人口的急速增长，由建国时的四亿增长到13亿！给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资源！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是依靠新中国前三十年提供的人口红利，包括普及初等教育所培养起来的大批产业工人 新中国探索了真正的新社会！这其间包括通过各种群众运动，力图建立一个彻底消灭寄生虫的这样一个千年的天国！虽然探索失败了，但这种探索是极其真诚的！她也启迪了全世界人民，毛主席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崇拜的偶像！ 新中国为我国种下了实现正反馈成长的种子！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实现，而且速度是相当的快！新中国使得个人委屈容易理解，并不是我们常人所想象的那种苦难的旧社会的感觉，中国革命解决了了社会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团结！当时全国人民一条心的那种团结可以给人民足够的幸福感！ 二、理解雷锋，就理解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世界历史人而不是经济人！ 雷锋的工作热情是真正感受到了，忆苦思甜，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感，这是最大的工作动力！韩老师把人群分为四种类型：世界历史人、阶级人、社会人和经济人。经济人指的就是那种很多像动物一样，只在乎眼前的利益和自己的贪欲，“有奶便是娘”，只为金钱算计而活，他们是一群没有历史的没有记忆的并为私利不择手段的猪们！阶级人指的是像雷锋一样，时刻谨记“阶级苦，血泪仇”的经常想着为本阶级服务的这样一群人，这群人是与经济人根本对立的，这群人的阶级觉悟很高，常想的是无产阶级得解放！而所谓的社会人指的是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一种人，处于一种漂移的状态！这群人由阶级人带领就会倾向于成为阶级人，被经济人影响就会跟着倾向于成为经济人；世纪历史人，则指的是更高一个境界的人，他们超越了阶级，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思考问题，雷锋等阶级人的阶级意识就是世界历史人给的！于是就出现了这种世界历史人领导阶级人，阶级人领导社会人，社会人领导经济人的局面。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被经济人所塑造所引导的！按经济人视野，他是看不到前三十年取得成就的，“魔眼看人，人皆是魔”，就是这个道理！经济人的眼光就是只要我今天比昨天好了，只要我高兴了，那管你明天洪水滔天什么的他都不会管！这就叫经济人眼光！ 所以因为有雷锋这样一个典型，有董存瑞、黄继光、向秀丽、焦裕禄这样一群典型，我们才有可能去理解到，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无到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建设能够取得那么大成就？就是因为有一批理想主义者，有一批阶级人，有一批世界历史人！他们都不是根据自己的名利去行动的！ 三、理解了雷锋为什么被称为傻子，就理解了前三十年存在的问题； 前三十年有没有经济人？有。如：雷锋日记中就提到过一些经济人，说是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前三十年有没有懒汉？有。但是，数量不见得多数，且会受雷锋这样的人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改变。总体上说，城市工人觉悟更高一些，青年人觉悟更高一些。前三十年有没有官僚主义？有。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不是工人、农民觉悟低，而是一些干部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抬了头，慢慢地由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前三十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制度的崇拜，而这恰是酝酿官僚主义的温床，从而制造了官僚主义！如：合作社章程的细致化，导致忽略了优秀的带头人的作用！ 四、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还要不要发扬？ 韩老师认为没有螺丝钉精神，就没有实干精神。这也恰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现代企业要求员工的“细节决定成败”，也正是螺丝钉精神，只不过两种类型螺丝钉，即：一种是契约用工，是制度型的螺丝钉；另一种是主人翁精神，是文化型的螺丝钉。这两种螺丝钉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制度型的会感觉自己既是螺丝钉更是奴隶；而文化型的螺丝钉是一种自觉意义上的螺丝钉，感觉更多的是主人翁精神！ 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搞好？韩老师以《鞍钢宪法》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解读：一、党的领导，这里说的党的领导并不是单纯地指是党委书记的领导作用，而更是全社会的熏染是党的教育深入人心的那种价值观！二、政治挂帅，首先考虑到的是人民的利益，一定要企业服从国家全局的利益，其次才考虑到利润，当时全国是统一的八级工作制，根本不会发生跳巢的；政治挂帅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国家制定价格，并对高收入人收高税，给高消费品定高价剥夺富人，以轻工业积累重工业。政治挂帅更意味者工人是第一位的，是主人公的地位！这就与现在企业中的“利润挂帅”，工人的奴隶地位形成显明的对比！三、群众运动，这个法则其实是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的进一步延伸，工厂是全民所有，工人所有，所以群众的监督就更为应该，群众运动会使得干部更加廉洁更加勤劳，只有调动群众的力量才能抑制滋生腐败！尤其再与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相结合，这种精神的力量放到企业中会产生更大的腐朽化神奇的力量！四、两参一改三结合；五、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两条是技术层面的很容易模仿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学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学，但前面三条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全民所有制国家才可以学的！ 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放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视野中去体会会更加深刻！ 五、如果雷锋活到文化大革命，他会怎么样？ 韩老师给他分了三个阶段的不同的表现：第一个阶段先当保皇派，后当造反派，意思就是说雷锋的实干精神使得他只会非常信任领导并且把他们作为是党和毛主席的化身一样来崇拜，前期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领导中就有“走资派”的可能；但是随着形式的发展不太对劲的并且加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点拨他很快就会成为造反派的一员。第二个阶段就是结合进革委会；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后，由于雷锋是全国性的模范人物，领导不可能也很难给他加什么罪名，于是就会出现文革结束后受冷落的状况！ 六、如果雷锋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从雷锋现象看信仰的确立。 雷锋的信仰是无产阶级的信仰，而不是超阶级的信仰，阶级信仰会以阶级利益作为物质基础的；但是只要是信仰就具有一般信仰的特征，即：有生命的意义感，幸福感，永恒感，能够以苦为乐，主导物质生活；能够批判不符合信仰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即具有批判精神。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有着坚定的信仰，以苦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人，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 我们从雷锋现象看信仰的力行，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要做到以下几点：1、从生活、工作的小事做起，敢于坚持自由的理想和信仰！勇于被周围的人孤立！要有那种被猪孤立的荣誉感！2、要从艰苦的社会环境中去磨练自己，毛主席时代的上山下乡的教育就是很好的方式。韩老师提倡我们要经常步行走进农村，只有深入到中国的毛细血管中才能更深入地了解社会！3、保持思想上的敏锐，不给自己找退路。面对这样一种自利的社会环境，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就一定不要给自己找退路！4、要找到榜样的力量。雷锋的榜样就是董存瑞、黄继光、向秀丽等，他们给了雷锋强大的精神动力！5、雷锋时代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大学校，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经济人对所有信仰的摧毁氛围，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坚定自己的信仰！ 七、离开雷锋的日子，还能不能有信仰？ 韩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一直在困惑的，韩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把人分为四种，即：1、简单的善良，真君子；2、简单的邪恶，真小人；3、复杂的善良，伪小人；4、复杂的邪恶，伪君子。一个逼着真君子做伪小人的社会一定是个坏社会；而一个逼着真小人做伪君子的社会一定是个好社会！真是经典极致！而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就是逼着真君子做伪小人的社会吗？南街村的王宏斌这样一个真君子不就是被社会逼着做“外圆内方”的伪小人吗？我们只要做到不与猪同流合污，不认同做猪的那套逻辑就一定会感到幸福！ 最后，我们如何将学习雷锋运动推向新阶段？ 韩老师提倡我们要举办一些崇高运动，我们要向往崇高、追求崇高、体会崇高、实践崇高，最终就一定能享受崇高！ 末了，韩老师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何坚定信仰的方法，首先就是一定要多读书；其次要多思考；第三要勤实践；第四要注意多交流！不断地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感染就一定走出一条理想主义者的信仰之路！■ （2009-3-5，韩德强先生在乌有之乡书社做了同主题的讲座，本文是乌有之乡通讯员风信子整理的讲座简讯）
雷锋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安庆仁 人是需要精神的。 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类有精神信仰，而动物们没有。 动物们只有两种本能，一是生存、二是生殖繁衍。为了生存动物们尽量多的攫取食物，遂导致相互间血腥的猎杀和争斗；为了生殖繁衍，雄性动物们就尽量多的占有雌性。为了尽量多的占有雌性，雄性动物除了相互杀戮，还进化出了讨好雌性的能力，有些雄性动物会给雌性动物送礼，还有些雄鸟在求偶时围着雌鸟跳舞、唱歌、展翅、摇头晃尾。 男人给女人献殷勤虽然有理性因素，但更多的是跟遗传有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本能的折射。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其中就是DNA起了作用，基因变异和外在环境对人的影响当然不能忽略，但这是个别现象，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力量，主要是遗传。 有份外国资料介绍，有撒谎行为的父母，其子女即便是在不撒慌的环境里长大，也会无师自通的撒谎。基因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先天就决定了人的品性，这也是人类社会为什么时至今天依然流氓倍出的原因。按照优生学的观点分析，如果家族中出现一个流氓，在配偶不是流氓的前提下，第二代生出流氓的概率是50%，第三代是25%，第四代才可能彻底把流氓基因清理出家族血脉。 古人虽然不懂基因，但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他们规定，不出五伏的亲戚不能通婚。否则就会还原，比如说，第三代生出流氓的概率是25%，如果女方也存在相同的概率，那么后代生出流氓的概率就是50%。 当然不能据此推断贬低雷锋的人就是流氓，但可以推断，在他们的基因中肯定不含高尚成分。我们当然不要求每个人都高尚，也不苛求每个人随时随地都高尚，我们甚至还能谅解某些内急的男人在墙根处便溺，在特别冲动时跟小姐上床，但我们不能容忍他们骨子里就不高尚，以至反对高尚。 人类所以成为人类，并因此而沾沾自喜，不是因为人类有了限制、惩罚和杀戮其他动物的能力，而是因为人类进化出了审美能力，这种审美能力一是赋予了人类道德认知的力量，二是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二是驱动着人类自觉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直至最后达到在不自觉状态就认同高尚，也就是把高尚从印象变成观念，直接融入人类本能。 本能认同高尚的人，从哲学上说，就是纯粹的人、精神的人、理性和感性有机统一的人。雷锋的出现，无疑给人类树立了这样的目标，不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雷锋，事实上也不可能，但至少，只要人类认同人类是精神动物，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雷锋才对。 贬低雷锋的价值以及排斥雷锋精神，从进化论角度说是返祖，绝非理性而是向本能回归。理性和精神是统一的，理性成份越多，人的精神世界就越丰富，反之理性越少，精神境界就越低。优美的灵魂不单拥有生命的意识，还拥有超越生命意识的能力，正是这种超越，才使人类从自私、暴虐和性压抑中解放出来，从而学会快乐的生存。 反之，一个心底里排斥雷锋精神的人，有再多的钱和再多的异性伴侣，他仍然会感到压抑。社会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那些有几万元存款有一个妻子就很知足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缺乏自由，而那些有很多财富和很多女人的人，却总是嫌自由太少，虽然他们比前者拥有的自由不止多十倍百倍，但他们还是永无休止的向社会索要自由。 当自由成为自由的悖论，如果是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已经无药可救，如果是某个具体的个人，那么这个人已接近于行尸走肉。这样的人即便给他绝对的自由，他依然还要向自由之外索取自由，因为他们不是把自由当成精神财富，而是把自由当成恣意掠夺财富和女人的工具。 雷锋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在我们为自己谋取自由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的自由是否也能给别人带来自由，因为雷锋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别人换来更多自由，——牺牲我一个，幸福天下人。■ （2009-3-4）
雷锋班战友的清苦与骗子成群云淡水暖 昨天是3月5日，雷锋纪念日，人民网图片频道做了一个专题《探访雷锋生前同班战友系列报道》，挂在首页一天。草民看了看，记者总共访问了7位雷锋生前的战友，计有：乔安山，庞春学、于泉洋，田生绵，周述明，艾其福、雷锋班第一任班长张兴吉等。给人总的印象有两个：一是雷锋精神伴随了这些老兵一辈子，他们也或践行、或宣传了，或践行加宣传了一辈子雷锋精神；二是这些老人大都清贫，且在清贫中坚守着那一份高尚。 比如，辽宁辽阳的田生锦老人，离开部队16年一直对别人隐瞒他是雷锋同班战友的身份，单位领导慰问老劳模的时候，上门见到墙上的照片，才知道其身份，大家回头一想，田师傅还真是做了一辈子好人，人称“田雷锋”、“田好人”开汽车的，单位分一袋大米还自己分几次背回家，从不用公司的车为自己拉一砖半瓦。但是，记者感叹道：田生绵和他的子女们还过着改革开放前的简陋生活。这改革开放的成果怎么就没惠及到这个活雷锋的家庭之中呢？草民觉得，这正好反映了田师傅一辈子做好人、做普通人的有可能导致的生活状况，应该问的是，有几个诚实劳动的“先富”了呢？ 而田雷锋的另外一位四川籍的战友艾其福，艾其福是个农村乡际班车驾驶员，记者说：因为他经常帮助乘客排忧解难，也是远近闻名的好人，但当问到他与雷锋的关系时，大家都很愕然：“雷锋当然知道了，他与雷锋有个啥子关系？”，至今，他所在的镇里面还没人知道他是雷锋的同班战友。而艾其福老人的家境也很窘迫，妻子已瘫痪多年大儿子是先天性的视力障碍，父亲96岁过世，一个人伺候这老弱病残的老少三代，现在他还要继续伺候瘫痪的妻子和视盲的儿子。但记者发现，艾其福并不说生活的压力。这说明，艾其福老人在社会上力行好人的准则，在家庭的困苦面前保持一种淡定的坚强，用雷锋的另外一位四川籍战友来綦恩的话说：雷锋做的那些事儿，都是我们能做却不愿意去做的事儿，雷锋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平凡。 在平凡中彰显伟大，从一个身居农村的老人口中说出来，似乎在预示着一种现实，就是这样的境界正在慢慢被淡化。现在的生存标准是“不平凡”，而不平凡的主要指标之一就是金钱或者权势，平凡意味着“不成功”，这是一种主流的导向，央视2套的“对话”栏目、“财富故事会”栏目，林林种种的栏目，其访谈、讲述的对象，大体是富商大贾、权威学阀，而且主持人们开口“成功人士”、闭口“成功人士”。按照这个标准，中国99%的人群是无缘“成功”人士的，那就归入“平凡而不成功的人士”。 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在放大这些“成功”的标准和典型，从而可能会掩盖一个社会逻辑：其实在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不成功”的平凡的人，总拿以金钱、强势为标准的样板来标榜，事实上是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社会思维定势：只要能够捞到钱、成为强势群体中的一员，可以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不信，可以看看央视访谈的“成功人士”们，有没有把自己的“成功”之路原原本本地、清清楚楚地交待过？ 而现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最典型的莫过于前几天的一段新闻，一个老大爷跌倒在地，最先喊的一句话是“我自己跌倒的”，这句话对社会生态的描述，胜过千言万语，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整个社会在“成功人士”们的光辉下，呈现出来的冷漠无情，令人感叹。当然，数十年来关于雷锋精神的传承，也并非完全被湮灭，今天之所以还有“爱心人士”、“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雷锋精神所表达的那种崇高境界的追求。但与“成功人士们”的得意相映衬，雷锋班的战友们的生存状态就寒酸到了极致，这种强烈的对比，也并非没有影响力。 一个这种影响力的体现就是——骗子何其多，3月6日，与“学雷锋”日只差一天，《新闻晨报》有一则消息“短信诈骗活动仍居高不下 银监局曝光五类新骗招”，报道说：去年以来，不法分子利用短信等各种虚假信息，对银行客户实施诈骗的案件持续高发，沪上银行一年内至少拦截了600多起此类诈骗案件，有的“中计”市民甚至已经伸手要按转账的“确定键”，在最后一秒才被银行说服，避免了10万余元的损失。骗子利用“账户被盗用”、“账户受监控”、“亲人受伤”、“客户欠费”、“购车购房退税”等五类新名目骗取市民进行转账操作。有一天央视《法制频道》报道，一位上海的老太太被骗走上百万元。 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相关的新闻还有：“警惕短信诈骗新形式：伪称复制SIM卡”、“12321提醒：警惕又一短信诈骗新形式”、“ 短信诈骗层出不穷 手机被盗后应马上申请停机”、“ 武汉破获300万元特大短信诈骗案”、“ 浙江金华查获短信诈骗团伙缴获800张银行卡”等等等等，诈骗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常态，骗卖妇女、拐骗小孩、骗人入股、骗贷款，几乎无所不骗。 刚才还看到一个更加高明的骗子团伙的消息，“揭密病毒产业链：挂马集团利润达千万”，这是网络诈骗的一种，据懂行的人说，这种骗术的病毒，连新华网、人民网都会中招。就是说专门有人编写挂马病毒，入侵知名网站后，利用知名网站的服务器对访问者传染木马病毒，被传染的计算机会不知不觉中被盗取各种信息，特别是账号信息。这其实就是一种虚拟诈骗，而诈骗的结果是现实的，落实到钱财。据说这种诈骗已经形成产业链，“一般的病毒作者工作室都是一到两人组成，分别扮演项目经理和实施人员角色。”“通常情况下，项目经理是‘带头大哥’，会分得三分之二的收入既180万左右，而即使是‘二线小弟’也能获得百万年薪。” 道德沦丧，信用尽失，与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形态分不开，但如果那些脑满肠肥、仪表堂堂的“成功者“们背后的肮脏无法追究，无人追究，怎么又能要求榜样的效应不存在呢。 学习雷锋、发扬雷锋精神，往往是平平凡凡的、默默无闻的，还往往是与富贵荣华无缘的，从这一点上看，雷锋的战友们没有“成功”，而像“病毒工作室”这样的小骗子已经“成功”了，还有千万、亿万到手的大骗子。■ （2009-3-6）
天下草民 时下，鄙薄一切价值得空气十分流行，人们以一种近乎亵渎的方式对待着一切神圣的事物，任何高尚的价值观都不能幸免。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鄙薄、嘲讽社会榜样。例如，在公车上你给老弱病残让座，在路边捡到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缴公处理，再或者你路见不平事，勇于挺身而出，等等……，你周围的人很可能会以“开玩笑地口吻”对你这样说：“吆，还真把自个儿当雷锋叔叔了。”这种鄙薄嘲讽的口吻遍及街头巷尾，不用太留意便可以进入你的耳朵，稍不小心甚至就从你的嘴里蹦出几句这样的语言来。 榜样就这样悲哀地成为凡夫俗子们茶余饭后鄙薄、讥讽的对象，当我们啜着牙花子大骂如今社会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我们更是在进行着道德的呼唤，就像郭沫若剧本《屈原》中的老人，召唤着苍穹中迷失的灵魂。但这已成为观察者对别人的召唤，而非对自身的要求。榜样，已经失去了催人内省的积极意义。 简单地将榜样魅力的失去归咎于普遍的道德衰败，不仅无益于厘清本源，反而会加重悲观的色彩。虽然英雄的涌现已成为昨日黄花，但在里巷之间，实际上还是不乏默默无闻的平民英雄，他们甚或比社会推崇出来得榜样更具有震撼力，更易于得到周围民众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就这样，人们一边儿在言谈中讥讽着榜样，一边儿又对身边的英雄表示出由衷的敬重。将鄙薄社会榜样归入变革引起的对一切价值观和神圣事物的怀疑中的小小一环，同时也忽略了榜样的特殊性，无助于从纵深考察这种现象的起因。 其实，答案就在这种看似对立的矛盾之中，在人们对榜样的鄙薄和对平民英雄的敬仰之间。 民众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英雄，这也是社会树立道德榜样的伦常基础。管道工徐虎在没有被推崇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之前，就已经得到了百姓的称誉；雷锋在被发现之前，已在部队和驻地赢得了尊敬。这时，他们均以极为鲜活的英雄形象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人们可以从他们的思言行为中体会到平民英雄那种朴素而又高贵的人格魅力。这样的英雄，是可亲、可敬更可触摸的，民众也很容易把英雄的品德推及于任何一个帮助过他人的人；习惯上，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之为“好人”，和平时期的英雄就更多地带有了“好人”的色彩，但他们又与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不同，因为就中国社会而言，虽然近三十年来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但正直的人们还是一直奉行“好人精神”来安身立命的朴素哲学，好人是一个泛指的且容易生出歧义的概念。而被称为英雄者，必有常人不及之处，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行为，而且以自身为人所称道的才能和修养树立了楷模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是鲜活的，呈现出的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具有朴素而又高贵的美。 在这个基础上，由英雄上升为榜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既在榜样化的过程中，作为英雄自身内在的人性美的特质被淡化甚至被遗弃了；并且处出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需要，使得“宣传干事”们不得不对英雄形象进行一番可疑的操作加工。------正如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所揭示的那样。英雄变得面目模糊，似是而非。 雷锋也遭受过这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刘少奇的《修养》已经被“批倒批臭”，雷锋的冷峻斗争性凸现了，但这一切仍掩饰不住他那平民英雄的美德。我们边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边做着其实是司空见惯的“好事”。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助人为乐的行为升华出了我们所不理解的高尚意义。雷锋的高尚形象甚至 | ||||||||||||||||||||||||||||||||||||||||||||||||||||||||||||||||||||||||||||||||||||||||||||||||||||||||||||||||||||||||||||||||||||||||||||||||||||||||||||||||||||||||||||||||||||||||||||||||||||||||||||||||||||||||||||||||||||||||||||||||||||||||||||||||||||||||||||||||||||||||||||||||||||||||||||||||||||||||||||||||||||||||||||||||||||||||||||||||||||||||||||||||||||||||||||||||||||||||||||||||||||||||||||||
